文——吳易叡
直到近年，東亞的傳教醫療才開始有更多深入探討，並運用殖民與後殖民理論來理解西方醫學在東方的發展。與教會歷史學者著重記錄西方人在東方的善行與事蹟的論述不同，這些研究呈現出了不同的聲調。
我在2006年至2008年經常拜訪如今已故的英國醫療傳教士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IV，1914-2009）1，他曾在台灣工作超過三十年。在訪問過程中，我發現了許多照片，它們有的散落，有的收納於相本中，照片的時間範圍涵蓋十九世紀末到二戰前，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且亟待系統性的整理，也是我從視覺人類學角度書寫台灣傳教醫療史的重要資料。
傳統上，歷史學者以文字敘述而非憑靠快照（snapshot）來論證歷史，這類視覺紀錄要到晚近才被採納為史料。而影像（包括攝影）在提供新型態的資訊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與挑戰。蘭氏家族的照片，獨特地記錄了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醫療傳教活動，其所呈現的傳教視角，與歐洲科學知識和殖民醫療理論既呼應又對抗，也為台灣的傳教醫療史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認識方法。
在台灣，對西方傳教醫療與日本殖民醫療的歷史研究始於1990年代末，並引起了相關問題的討論。研究西方傳教醫療的學者習於以歐洲帝國主義科學與殖民／熱帶醫學的理論來關注身體殖民，但如此往往忽略英國醫療傳教士來到台灣是在非英國殖民地從事醫療工作的事實，也會忽略醫學知識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相互轉變，以及他們從事的善行背後所具有的仁愛性質。
此外，研究者常常將福爾摩沙／台灣的醫療史，劃分為西方傳教醫療和日本殖民醫療，來建立一條明確的時間軸。雖然有證據顯示，日本殖民政府從1920年代末開始，策略性地主導了醫學教育與醫療服務市場，但過於嚴格劃分的歷史敘述，便會忽視傳教醫療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作用及其運作方式，而疏忽了這兩種醫療模式既可能是競爭者，卻也可能彼此互補。此外，為了傳播福音，教會官員撰寫的歷史，例如在教會報紙和其他出版物中的記載，往往會強調基督徒的英雄故事，並帶有過多的宗教成見與神話化現象。要避免這種偏誤，歷史學者便需要多參考當地的傳教檔案，以及其他在東亞傳教醫療研究中較少被引用的資料。
照片裡的物質文化展示
科學與技術史長期以來依賴各種影像證據，來重建科學的設計、製作和應用方法。而在醫學史中，影像同樣在辨識身體形態學、畸形、藥草、病原體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如透過顯微成像，人們才得以在1880年代發現瘧原蟲（Plasmodium），進而理解了疾病的傳播機制。雖然，同時期在台灣的醫療傳教士並未將攝影應用於技術性醫療的目的，而大多是業餘攝影師，但他們利用相機所捕捉的獨特物質文化，不僅屬於傳教士自己，還包含了他們與日本殖民者以及台灣當地人之間的多重互動關係。像是傳教士的某些物品代表了歐洲人對自身獨特性和對熱帶地區的想像—通常帶有偏見的特徵。舉例來說，在我與蘭大弼醫師針對照片的一次談話中，木髓帽（topee）便成為話題。
在一張照片裡，可見到一名英國女性傳教士站在身著傳統日本和服的台灣女孩旁邊，而這名傳教士戴著一頂輕便的帽子。這種帽子在傳教士間也被稱為「太陽帽」（sun hat）或「太陽盔」（sun helmet），用於遮陽，然而在許多其他照片中，顯然只有英國傳教士會戴木髓帽。根據蘭大弼的說法，在他的年代，父母經常會提醒孩子出門一定要戴上木髓帽，因為擔心他們罹患「腦性瘧疾」。儘管瘧疾的謎團在十九世紀末已被解開，但熱帶地區帶有瘴氣的認知，卻依然深植於英國醫療傳教士的想像中。
年代不詳，蘭大弼醫師家族收藏
同一時期拍攝的另一組照片，則呈現了一個為避暑而建的山間度假屋。從1890年代末開始，英國傳教士每個月都會到台灣的山區工作。這棟由傳教士們自己建造的度假屋，位於靠近台北的大屯山區，它的茅草屋頂有助於保持室內涼爽。照片也展示了它特殊的建築特色——露台（veranda）——以創造一個更涼快通風的空間。然而，無論是英式殖民建築設計還是避暑的行為，皆是源自維多利亞時期的身體適應理論，也是來自對熱帶地區的想像，而戴上木髓帽和到山區度假成為了傳教士們的習慣。根據蘭大弼指出，這些習慣皆源自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經驗，即便後來的知識推翻了這項傳統作法的實用性，但習慣依然延續了下來。
近年來，學者使用「混雜性」（hybridity）一詞來說明殖民地中不同文化之間的現象或相互表徵的動力，這類照片亦是混雜性的典型視覺範例。例如蘭大弼表示，自1950年代起，不僅醫療傳教士會戴木髓帽，當地人也開始戴它，因為木髓帽是西化的象徵，還成為某種「時尚」。在蘭大弼收藏的一張照片中，可以見到一名頭戴木髓帽的台灣男孩（雖然照片的主角原本是他身旁的七爺）。
（編註：照片中位於七爺後面的建築是笠松寫真館）
全文請見《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
Issue 36: 福音視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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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ary Gaze: A Collection of Early Taiwan Images
from Dr. David Landsborough IV’s Family
by Harry Yi-Jui Wu
For the full article, please refer to
Voices of Photography Issue 36:
Gospel Visuality: The Missionary Images Issue.
吳易叡，生於彰化，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英國牛津大學衛康醫學史研究博士。曾於南洋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任教，現為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醫學系合聘副教授。著有論文、散文書籍多種，近期出版學術專書《度量瘋狂：精神疾病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2024）。
註釋
- 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IV）於1914年出生於台灣彰化，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成長。他和妹妹是彼時當地僅有的西方孩子，因此他們從小便會說台灣話和英語。蘭大弼的父親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III，1870-1957）是蘇格蘭出生的醫療傳教士，他於1896年抵達台灣彰化。由於父親通常在醫院照顧病人，年幼的蘭大弼隨著母親和妹妹旅行，遊覽台灣的多處風景。1931年，他隨父親的腳步前往倫敦大學皇家醫院學習醫學。直至1940年，蘭大弼才再次返回東亞，不過當時的目的地是中國大陸。他開始與妻子在福建泉州開展醫療傳教士的工作，直到1951年1月，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他們不得不離開。在短暫返回英國後，蘭大弼接受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邀請，於1955年出任院長，並和妻子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了二十八年，直到1980年退休後返回英國安度晚年，他於2009年3月2日逝世。 ↩︎
譯——李威儀
圖 | 吳易叡提供
發佈日期 | 2025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