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為馬格蘭通訊社一員的Antoine d’Agata，行走於黑夜，在藥物、性與酒精之中，用影像呈現出生命中最真實、也最直接的恐懼和欲望。
訪談、整理 / 錢怡安
翻譯 / 陳彥竹、黃品堯
本文原載於《攝影之聲》第11期
VOP ＿＿ 可否請你談談是什麼樣的契機使你開始接觸攝影，進而到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學習？
Antoine d’Agata ＿＿ 我30歲時進入ICP。在那之前，我17歲離開家，在街頭遊蕩了兩年，在馬賽的日子裡，我與藥物、海洛因、酒精、性、龐克為伍。19歲時來到倫敦Brixton，住在廢棄屋（squat）裡。這20年來，我生活在夜晚裡，靠著藥物，和性工作者住在一起。那時的我很安靜，總是不說話，只用眼睛觀察、用耳朵聽，就像海綿一樣，不斷地從四周吸取經驗。經歷了這些年的生活之後，我變得非常疲憊，耗盡了身體、情感、精神各方面的氣力，於是決定前往紐約。
抵達紐約之前，我和一位法國的攝影朋友進行了一趟旅行，他患有HIV，這是他最後一次旅行。旅行中，他總是不斷地拍攝、拍攝、拍攝。讓我強烈地感覺到，攝影是他維持生命的方式，藉由攝影與這個世界繼續連結。
到了紐約後，我開始尋找生存下去的辦法。我想到了攝影，攝影看起來是種簡單的方式。於是我前往ICP，告訴他們我擁有太多對生活的經歷和感觸，想帶著這些記憶在這裡學習攝影。ICP接受了我，把我當作實驗對象，他們說「好呀！你可以在這裡試看看」。對ICP來說，這是個實驗，他們想知道我能不能夠在這裡了解攝影的一切，學習知識、學會技巧。於我而言，這是讓我在這個世界活下去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釋放。過去十多年我像海棉一樣吸收、膨脹的那些經歷，都隨著攝影將恐懼、慾望、所有的想法與感受傳遞出來。
VOP ＿＿ 能談談你在馬格蘭（Magnum Photos）的經驗嗎？
今天的馬格蘭只剩下抽象的概念，是平庸、犬儒、腐敗的，活在過去的神話之上。我在馬格蘭的存在是一種意識形態、具策略性的作法，為了捍衛我的觀念和信仰。對一個攝影者來說，要抵抗、捍衛的最好方法，就是從內部去做。我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做的話，力量很微小，但如果能從馬格蘭的內部進行，就像我現在做的，會更有效果，我也更能夠摧毀這個體制。
VOP ＿＿ 藥物與性的主題通常是私密、具有爭議的，為什麼想要透過攝影呈現在大眾面前？
對我來說，藥物與性不是私密的。當你生活在夜晚時，就是在社會網絡之外，且一無所有的。藥物與性並不只是帶來愉悅，而是一種存在，能讓你感覺到更多。這是唯一令人感覺活著的方式，用這些人造、化學品來感受自己的存在，覺得自己不同於一般人。同時，這也是用來爭取、抵抗這個社會、世界的方式。藥物與性永遠是一種政治，它不是個人生活，它能呈現個人差異、確認自我存在與認同，同時也是對抗經濟、政治的入口，一股將自己推向社會的力量。
在社會裡，大多數的人們都只是觀察者，他們被動、沒有力量、只願意順從好的事物。雖然性和藥物讓人們感到脆弱，但卻也能使人們從剝削中得到自由。雖然藥物與性會摧毀藉著它們生存的人，但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才能找到從社會牢籠中解放自我的方法。
VOP ＿＿ 通常在什麼時刻你會決定按下快門？
我在酒精、藥物與性之中拍攝，沒有經過思考。我只需要情感。對我來說，思考怎麼拍攝是和藝術相抵觸的，藝術是一種感知。我用盡各種方式麻醉我的腦袋，好讓我在按下快門時，只剩下身體的反應與自然的衝動，不去想任何情況，只剩下反射動作。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看觀景窗拍照的原因，我只用手按下快門。我從來都不構圖，有時我會把相機交給別人，這樣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動作，而不用理會相機的存在。我只要存在就夠了。許多照片裡，我在性行為中同時拍攝，這樣就能與拍攝對象處在同樣的情境與情緒中，攝影因而成為一種身體的行動。
VOP ＿＿ 你在拍攝的過程中，其實很忙呀。
我一邊碰觸那些女孩一面拍攝，所以我只用自動對焦、方便拍攝的小相機。許多時候，當我底片拍完時，我一面繼續動作，一面打開相機裝新的底片，非常迷亂而且瘋狂。雖然瘋狂，但我喜歡這種迷惑又混亂的時刻。在這種情況下拍攝的照片，往往看起來像是許多失敗弄糟的影像，但總有一張會讓你感覺到那個神奇的片刻，即使大部份的影像都好像……令人迷惑，但這也就是迷惑的一部分。
VOP ＿＿ 你的影像風格強烈，晃動的身軀似乎象徵著精神的虛無，但卻又透過藥物與性傳達身體確實活著與感受的證明。為什麼想將如此衝擊的主題以模糊的拍攝手法呈現？
有兩點存在於如此的矛盾之中，但對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我在真實經驗中完成作品，我不在乎任何的思考，也不在乎風格，我只在乎純粹的經驗。但是，當我在編輯相片時，卻又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首先我需要單純的經驗，但那之後卻需要迷惑複雜的影像，以變形的模樣呈現出真實的經驗。這種照片是可遇不可求的，是神奇、不能掌控的。
這樣的靈感經驗，除了情緒之外，也是對政治的反抗與哲學的經驗，是精神上的虛無、對生命和可能性的恐懼，以及做為人對於死亡的恐懼。就像是大部分的人害怕死亡，所以他們選擇遺忘、不去面對，只想要過美好的生活，但這不是我的方式。我也害怕死亡，但我所選擇的方式是盡可能地去接近死亡。當你想逃避某些事情的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面對它，去感受，這就是我所處理的方式。性之中也存在著死亡，性就像是個小死亡，法文中的高潮（l’orgasme）就是指一個短暫死亡的片刻。我拍攝了上千次的高潮，也就是拍攝了上千次死亡的片刻。
有時也有其他的方式，去年我與一位HIV的女人接觸，在她身上死亡和性是混在一起的，在她身上，我看見更多的恐懼、更多的歡愉，以及更多想要活著的慾望。我和那女人發生關係時，她因為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此她更加地激烈、充滿生命力，對她來說，這就是她能再多活一天、再多活一分鐘、甚至多活一秒的方式。這樣的時刻裡，充滿著情緒與共存的強烈力量，不只是性，同時也正面對著死亡近在身旁的過程，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腐敗是人生的實驗室（La pourriture est le laboratoire de la vie）」。
VOP ＿＿ 你的影像運用了許多拼貼的方式編排，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形式？
我想要的是一種敘述的關係，對於真實的敘述。這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我不是只敘述一個故事，而是敘述著許多現實，就像一面拼圖。我試著用這樣的方式，將這些無限次的片刻拼貼在同個時間軸上。
VOP ＿＿ 我好奇為什麼會將肖像與建築物並置在一起。
因為所有的事物有時候它離你很近，有時候卻很遠，並不是只有一種形式。就像人一樣，有時候是虛空的，有時候是複雜的、想要活著的。我之前是用並置的方式呈現，而現在會將影像重疊，大的、小的、各種形狀的影像，因為人生也是像這樣，不斷一層又一層的覆蓋，不只是並列而已。
VOP ＿＿ 鏡頭往往隱含著權力關係，我們總認為拿著相機的人掌握了優勢的觀看。身為拍攝者，你為什麼想讓自己入鏡，藉由主客體的交互，傳達什麼樣的概念？
我不喜歡我自己，也不喜歡看著自己的臉，所以在我的作品裡，不存在自戀的影像。但是，我對於我在人群中的位置是有責任的，正因如此，我必須被看見，並不是我對自己很感興趣。如果我沒有被看見，我在什麼樣的位置、動作、與人的關係下拍攝，那麼我對這些照片就沒有權力。一般影像在乎的往往是其中的男女關係，但我感興趣的不是這種關係，而是藝術家和被拍攝者的關係。作為一個攝影者，呈現別人的關係雖然重要，但我也需要被看見。我需要擔負被拍攝者他們被暴露出來的責任，這也就是我需要暴露我自己的責任。
VOP ＿＿ 藥物與性帶來的情感狀態，狂喜或痛苦的經驗，往往遊走在世俗價值邊緣。你覺得藥物與性帶給人們的是一種原初的慾望嗎？或者只是離開現實的片刻？
藥物與性不是逃避。我感興趣的並不是性與藥物本身，那只是用來呈現一種珍貴並真實的狀態，是用來呈現強烈情感的工具。藥物與性總是可以讓我在那樣的狀態裡投入更多、超脫社會的規範，是一種進入狀態的方式。
VOP ＿＿ 藥物與性對你來說是一種媒介。
絕對是。藥物與性是一種媒介，我對於情色和性的幻想沒有興趣。藥物與性能讓我更靠近死亡，同時也更靠近生命。
我在《AKA ANA》中，拍攝我和一個日本女孩子的關係，她在17歲時被強暴，5年後和我發生關係，是在強暴事件後的第一次。我另外也拍攝了一個女孩子並和她發生關係。我所想表達的並不是性本身的感覺，我所感興趣的是這個強烈的時刻。
VOP ＿＿ 你希望觀者以什麼角度看待這些高度涉入的影像？
有些人喜歡我的作品，有些人不喜歡，我沒辦法取悅每個人，我也不在乎。重要的是，離這些評論越遠越好，我並不想費神在這方面。我必須維持自己創作的獨立，處在孤獨的狀態之中。
我不想影響觀者觀看的方式，我也沒辦法左右這些事情。我的作品扮演污染者的角色，就像一個病毒，無法讓人防範。無論是觀者的觀看方式，或是攝影者的觀看方式，攝影造成的影響與作用都是逐漸累積而成的，即使觀者討厭這個作品也會被影響。
VOP ＿＿ 可以談談你目前居無定所是什麼狀況嗎？
雖然我和大部分的人一樣過著正常的生活，但我已經8年沒有固定的居所，常常在遷徙，我所追求的並不是舒適的生活。我有4個女兒，分別在不同地方，她們讓我覺得有家的感覺，我很珍惜與她們的相處，我們之間的關係是親密的。我也會在不同的地方尋找感覺強烈的故事，無論是長期或短暫都沒有關係。
VOP ＿＿ 這些經驗會成為接下來的拍攝內容嗎？
我所經歷的故事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像是在《ATLAS》中交雜著我和日本、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喬治亞、古巴、印度、墨西哥各地女人生活的片段，這些關係都是持續卻又混合的，共有13個國家，其中有墨西哥的女同性戀、患有HIV的柬埔寨女人。這些故事到現在都還在進行中，人生就是這樣。
VOP ＿＿ 未來有什麼打算？
想要繼續活下去。除此之外，還希望能夠再往前一點，更接近力量、純真、美和自由。這些都是在我生命經歷中，與攝影有關的人教會我的，他們讓我看見了這些高度，變得更有力量。
Antoine d’Agata，1961年生於馬賽，1983年起離開法國，於1990年赴紐約國際攝影中心與Larry Clark及Nan Goldin學習攝影。1993年返回法國，並中斷四年攝影工作。1998年出版攝影集《De Mala Muerte》與《De Mala Noche》。2001年榮獲涅普斯攝影大獎。2003年九月於巴黎舉辦《一千零一夜》個展，並出版《Vortex》與《Insomnia》兩本攝影集。2004年成為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成員之一，並出版第五本攝影集《Stigma》及短片《El Cielo del muerto》。隔年再出版《Manifest》攝影集。2006年於東京拍攝第二部電影《Aka Ana》，本片榮獲2008年Festival du film- Entrevus,Belfort紀錄片長片評審團大獎。2005年起成為自由攝影師。2013年於巴黎最負盛名的影像藝術館Le Bal舉辦大型個展，並完成第一部長片《Atlas》與攝影書籍《Anticorps》，此書得到2013年亞爾攝影展最佳作者獎。攝影作品已被法國當代藝術基金會、法國國家圖書館、歐洲攝影館、葡萄牙國家攝影博物館、德國法蘭克福DC銀行等機構所典藏。
本文原載於《攝影之聲》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