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細江英公
節錄自《人間寫真家．細江英公自傳三部作》（臉譜出版，2020年）
●一九五四年 就職考試失敗、到處販售照片
三月，雖然很少去學校，卻還是畢業了。這也是戰後這個時代的特殊經驗。在校就讀期間，受到鎌田彌壽治老師、關一老師、村山勇老師、宮本五郎老師和林一男老師等人細心的教導。
畢業前，我也曾想過要找工作，憧憬著到報社攝影部，擔任攝影為業。當時在《朝日相機》朝日新聞出版攝影部工作的大束元先生、吉岡專造先生都是明星班底，他們以富有新鮮感的報導攝影與都會風景攝影，在平面媒體上互相競爭。還有一位在東京新聞工作的石井幸之助先生，也很有名。因此我的第一志願是朝日新聞的出版攝影部，第二志願則是東京新聞。
因攝影評論家田中雅夫先生的推薦，參加朝日新聞的就職考試。但是第二志願東京新聞的就職考試比朝日新聞早。前一年的十二月吧，就舉辦了第一次考試（時事問題等筆試），所以我先去參加東京新聞的考試，也通過了第一關。
第二關則是實技考試，題目是「銀座」。在規定的兩個小時內，拍攝三張作品。因為我非常熟悉銀座，所以在日比谷東京新聞拿到十二張膠捲底片後，將底片裝入擅長的雙眼相機，急忙前往銀座七丁目。雖然我覺得可以有十二張底片，卻只能拍攝三張太浪費，但是考試要求如此。也因為只能拍三張，所以這三張都必須在最佳條件下拍攝。之前我在攝影雜誌讀到一項資訊，該報導表示可以拍攝十二張照片的膠捲底片，中間第六格、第七格附近的效果最好，而這也是為什麼我直接跳過最前面和最後面的原因。我在裝入底片之後，第一、二、三、四張都先蓋上相機蓋空拍，等到底片出現五之後，再開始拍攝。
從位於日比谷的東京新聞快步走，不需十分鐘即可到達銀座七丁目。我在人潮眾多的地方，看到一對正在乞討的父子，站在聖誕老公公的招牌前。這是我擅長的主題。於是我決定忠實遵照土門拳的教導，將「相機與主題連結」、「更進一步接近主題拍攝」，拍得很順利。拍完後，急忙返回日比谷，將拍攝完成的底片交出去。接下來只能等待結果。
之後獲得合格的通知，但這時卻出現了重大問題。因為朝日新聞出版攝影部的第一次考試日期，和東京新聞的最後第三次考試、面試日期在同一天。如果朝日新聞第一次考試失敗的話，就代表必須放棄已經晉級到第三關的東京新聞。我想一般人都會覺得可惜，而選擇東京新聞。雖然好不容易獲得田中雅夫先生的推薦，但是我決定放棄朝日新聞，將機會賭在東京新聞的第三次考試。
第三次考試也是最後的面試。在寬廣的房間中坐著十位評審委員。「你為什麼選擇東京新聞？」我回答：「因為我很尊敬的石井幸之助先生在這裡工作。而且我聽說他把太太名字中的一個字當做筆名，在攝影雜誌上，發表與新聞攝影不同的藝術攝影。」評審委員彼此對看，一副「無言」的表情，之後出現三十秒的沉默。接著告訴我：「好，你可以回去了。」當時我還覺得面試這麼簡單就結束了，帶著狐疑的感覺回家。
隔天，我在上野廣小路的都電車站等電車時，一部掛著東京新聞社旗的黑色雪佛蘭轎車停在我面前，有個人探出頭說：「喂，這不是細江嗎？我因為你的關係，還必須寫道歉函呢。」說完這句話，號誌正好變綠燈，他就開車離去。這個人便是石井幸之助先生。
當時在銀座西三丁目銀座教會的後方巷子裡，有一家名為「廊坊」的咖啡店，三木淳、稻村隆正等明星攝影家們常聚集於此。石井幸之助先生也是其中常客。當時我雖然還是學生，但因為想要成為成功的攝影家，所以經常進出這間咖啡店，也在那裡結識了石井先生。當時的攝影家常在「廊坊」喝一杯五十日幣的卡瓦多斯（Calvados，使用產自諾曼第的蘋果，將蘋果酒蒸餾而成的白蘭地）。當時狂妄的學生認為，唯有喝卡瓦多斯才有攝影家的感覺。我當然不例外。雖然常在咖啡店看到木村伊兵衛和土門拳，但是因為他們實在太偉大，不太敢冒然接近。
我常在「廊坊」默默聆聽攝影家們談話。因為東京新聞的職員不能兼職，所以石井先生在不刊登原名的情況下、偷偷用筆名在別的地方發表作品。然而我卻在他公司社長和上司面前，暴露他的秘密。第三關最後的考試結果，當然「不合格」。事後我馬上拜訪石井先生，向他道歉，而他也笑著原諒我。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公司會遭到何種對待，內心非常痛苦。幸好後來我聽到他前往倫敦採訪伊莉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禮時，總算放下心中大石。倫敦的採訪對任何一家報社而言，都是戰後首次重要的海外採訪。皇太子殿下也代替天皇前往倫敦，這對戰後的日本人來說，是一件大事。無論哪一家公司都會派出資深記者和攝影前往採訪。而石井先生也被挑選出來隨行皇太子，前往倫敦採訪，我真的非常高興。之後也常在攝影雜誌上，看到「石井幸之助」的名字。
由於我對到報社上班，已經死心斷念，便決定獨立，成為自由攝影家。但是決定自由接稿之後，沒辦法馬上接到工作，唯一可以做的事，只有賣學生時代拍的照片。
對了，到理髮店賣照片看看吧。在理髮店刮鬍子的時候，因為連鏡子也不能看，只能朝天花板看，這段時間非常無聊，我以為如果將照片裝飾於天花板，客人一定會覺得很高興。「好事要快進行，」於是我馬上跑到淺草六區一家非常明亮又很流行的店，詢問他們：「您需不需要照片裝飾？」對方回答：「咦？我們不需要照片。」我不放棄還繼續推銷：「將好照片裝飾在鏡子上面，客人一定會非常高興喔。我會將照片裝框，並每個月前來更換照片。」對方還是拒絕：「我們這裡是理髮店，不需要照片，請回吧。」嘗試後得到的結果：月租式的照片不可行。我認為還是把照片賣到出版社，才是正途。但是除了攝影雜誌，我並沒有其他人脈。
所以我只好帶著照片，找光畫社的北野邦雄社長商量。學生時代我經常拍攝美國兒童，光畫社經常使用這些照片放在書籍圖片頁，像是很多針對新手撰寫的報導，藉由照片說明攝影手法、相機的使用方式等。所以之後，我開始為剛創刊的《寫真工業》拍攝封面；並將新產品的相機拍得好看一點，也幫《相機之友》拍攝封面與圖片頁照片。有一次我看到《光畫月刊》的每月照片，請教北野總編輯：「為什麼這樣的照片能占有一席之地？」總編輯告訴我：「你，回去看看這本書、多學一點。」他拿給我看的書就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之後，我也拍攝圖片頁照片和範例照片，搭配相關文章解說攝影技術。
對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來說，當時支付給我的原稿費用不低，真的很感謝給我這麼好的待遇。也因此付得起酒錢、買得起底片，不必常跑當鋪；還買了附有快速上片（Rapidwinder）的Canon IV SB以及Nikon S2。雖然有人認為我一次購買兩種不同系統的相機太不明智，但多方嘗試、使用感覺完全不同的相機，可以藉此知道哪種相機適合自己、用起來比較順，更符合自己想要的感覺，也可比較兩邊的鏡頭特性，以期發揮功效。現在使用的單眼相機屬於Nikon系統，至於屬於旁軸相機（Rangefinder camera，也稱雙眼相機）系統的Canon，則連接至日後使用的萊卡系統。雖然現在出現了數位相機，但是喜歡的相機系統還是沒變，這大概就跟「三歲定終生」的感覺一樣吧。
●一九七七年 挑戰高第
二月，出席第二屆巴塞隆納國際攝影會議。之所以獲得這次機會，源自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拍攝高第。十三年前，我第一次接觸高第，因為高第建築實在太厲害，所以一開始並沒有拍攝照片，而是仔細觀察。當初我不太認識高第，內心也還沒準備好，如果勉強拍攝，只能拍出表面的照片。之後，針對高第多多少少學習了一些知識，終於做好準備，向這位巨匠挑戰，之後至一九八四年，連續每年至少一次，有時高達三次，在不同的季節拍攝高第建築。自十三年前造訪巴塞隆納開始，也陸續認識了一些攝影家、建築家和陶藝家，透過他們也獲得各方面的協助。
為期一週的國際會議結束後，我與西班牙的代表攝影家阿爾貝托．丘梅魯見面，談話中得知他的代表作「Psychological photography」（心理攝影）受到《薔薇刑》的影響。一九七二年時，他拍攝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時代的西班牙代表政治家、學者、藝術家和財經人士。他並非拍攝紀實的肖像照，而是有如「薔薇刑」般，採用演繹、演出的手法，拍攝兼具幽默、戲謔又豐富獨特的肖像照，透過本人幽默的方式，藉以嘲笑佛朗哥派系人物。總之，這些肖像照是在複雜背景下完成的作品。此外，《薔薇刑》的西班牙文版，也將三島由紀夫先生的序文翻譯成西班牙文，另外附在攝影集上，限量一千五百本，在西班牙就賣出三百本。
還有一位攝影家，歐利歐．馬斯朋斯（Oriol Maspons）。我與他結識是在十三年前年造訪巴塞隆納時，當時因為出版社的女社長想要出版《薔薇刑》西班牙文版，為我舉辦派對，他是當時出席派對的唯一一位攝影師。他答應我以後如果需要幫忙時，可以找他。在我拍攝高第時，他將自己的助手借給我，協助我拍攝。他的年輕助手名叫卡洛斯．瓦爾斯（Carlos Valls），當時還是巴塞隆納工科大學建築科研究生。這位年輕學生的研究所指導教授，竟然就是約翰．巴賽戈達．諾內爾（Juan Bassegoda Nonell），也是「高第之友」的會長。對我來說，這點非常幸運。此外，在國際會議上認識的金髮中年女性、業餘攝影家約瑟芬．豐達納魯斯小姐，也在攝影期間擔任司機，幫我開車。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常常在會議中提到「高第、高第」，所以讓她產生同情，「想幫助這位瘋狂喜歡高第的攝影家」。因為高第是西班牙文化英雄，所以就連畢卡索、米羅和達利等人也受到高第的影響，在仰望高第的藝術環境中，學習藝術。
我之所以突然被邀請參加巴塞隆納的國際攝影會議，是因為從《薔薇刑》開始，《男與女》、《鎌鼬》、《擁抱》等作品常在西班牙一本名為《Flash Photo》的攝影雜誌上發表，而我在讀者票選中，被選為該雜誌「最具人氣的外國攝影家」。另外，人氣外國攝影家還有美國的理查德．阿維頓（Richard Avedon）。
於是乎我的高第巡禮順利展開。在國際會議結束後，我在巴塞隆納停留十天，幾乎拍攝了所有在巴塞隆納的高第作品，像聖家堂（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奎爾公園（Park Güell）、米拉之家（Casa Milà，La Pedrera）、巴特羅之家（Casa Batlló）、維森斯之家（Casa Vicens）、卡爾倍特之家（Casa Calvet）等，但真正進入拍攝作業，則是在之後的幾次造訪中完成。因為我從一開始就決定先學習有關高第的知識，之後再真正進行拍攝，所以第一次的攝影，比較算是勘察地形。從巴塞隆納回到東京後，將所有的黑白與彩色底片全部顯像，發現拍到一些不錯的照片。
看到這些照片時，心情越來越興奮。想說乾脆辦個展覽，地點選在尼康攝影沙龍。由於當時我擔任尼康攝影沙龍的營運委員，所以攝影展會期馬上就決定訂在五月。接下來的日子非常忙碌。雖然放大黑白照片一向都是在自己的暗房處理，但這次連以往沒試過的彩色照片，也想在自家處理。我請在中外藥品工作的寫大後輩立川宏幫忙，特地幫我調來該公司可以處理西霸沖印技術（Cibachrome，也稱Ilfochrom，正片直放技術）、20 x 24英寸相紙的自動快速沖印機到攝影工作室，然後將攝影工作室當做暗房，開始處理西霸沖印技術的放大作業。雖然非常困難，但是色調感覺不錯，加上嘗試使用RGB的方式，完成的照片相當不錯。黑白照片感覺也很好。
這些作品與銀座尼康攝影沙龍的黑色牆壁很合，也有很多人前往參觀。我想這大概就是「高第」的魔力吧。因為當時高第的名字尚未廣為人知，為了調查高第的知名度，還特地在會場準備問卷。在問卷上請教參觀者：「您之前就知道高第嗎？」後來整理問卷時發現，回答「YES」的人，職業欄上填寫攝影家的比例占百分之三十，至於其他職業是平常在攝影藝廊不常看見的職業，像是建築家或設計家等，百分之百都已認識高第，才特地前往藝廊參觀。參觀者中，有一位在早稻田大學教導建築的老師。他是首次將高第介紹到日本、研究高第的權威人士今井兼次先生。我問他：「老師，您覺得這次的攝影展如何？」他回答：「嗯，非常感謝非建築專業的人，這樣將高第介紹給大眾認識。時代真的改變了，謝謝。」今井老師早在早稻田大學求學階段，就對高第非常感興趣，一九二六年大學畢業之後，立即造訪巴塞隆納。但是卻沒能見到憧憬已久的高第，因為高第在那一年的六月過世了。
雖然展覽會非常成功，但對我來說，卻是高第入門的第一步。接下來才是真正的攝影。這一年的十二月，我在聖誕節期間前往巴塞隆納，這一年也是屬於高第的聖誕節。巴塞隆納的街景非常羅曼蒂克。我在巴塞隆納郊外的聖科洛馬德格拉梅內特（Santa Coloma de Gramenet）、一間小教堂的地下室，拍攝聖誕節的彌賽亞音樂會，拍攝過程非常順利。我躲在祭壇後方、僅有一點點空隙的地方，獲得三小時的拍攝許可。因為在拍攝期間不能夠去廁所，所以在拍攝前，我盡可能不喝水，以免影響工作進行。雖然我是佛教徒，但我非常感激有這個機會，能在如此接近神的地方度過聖誕節。
透過拍攝高第的建築，結識了各式各樣的人，也陸續衍生不同的小故事。首先，一九六四年我首次海外旅行，為我提供這次機會的人，是巴塞隆納一家出版社的女社長，她為我開啟拍攝高第的契機。而歡迎派對中結識的攝影家，也在十三年後依照約定協助我，將自己的助手借給我；該名助手的指導教授、高第之友的會長，也為我撰寫推薦函，給高第建築的擁有者；我認識了陶藝家瓊安．阿蒂加斯女士，之後也認識了她的朋友、攝影家卡特拉．羅卡先生，透過他們的介紹，前往米羅家拜訪。
●一九七八年 把照片拿給巨匠米羅看
拍攝高第建築進入第二年，巴塞隆納的朋友們在攝影期間也幫了我很大的忙。比方說攝影家歐利歐．馬斯朋斯（Oriol maspons）、卡特拉．羅卡（Francesc Català Roca）；陶藝家瓊安．阿蒂加斯（Joan Artigas）；以及建築家奧斯卡．都斯克斯（Oscar Tusquets）。一月二日，造訪住在馬略卡島（Majorca Island）的米羅。卡特拉．羅卡與瓊安．阿蒂加斯表示，要介紹我認識米羅。對身為米羅迷的我來說，真的高興得像飛上天。我不斷思索第一次與世界巨匠見面時，該帶什麼禮物過去拜訪才好。因為我是攝影家，所以我認為帶自己的攝影集去拜訪最好，但是現在手上卻沒有攝影集，正當我覺得遺憾時，剛好一月一日在巴塞隆納的一間大書店中發現《一九七八年度．英國攝影年鑑》這本書，我突然想起我的代表作好像也刊載於書中。於是翻開年鑑確認，的確在第三十二頁刊載了「男與女」、「薔薇刑」、「鎌鼬」、「擁抱」等作品。於是我在一月二日帶著攝影年鑑，從巴塞隆納的港口搭上前往馬略卡島的交通船。同行的卡特拉．羅卡和瓊安．阿蒂加斯都是米羅的老友，所以是在很輕鬆的氣氛下，與米羅見面。兩百平方米大、明亮的工作室中，畫架上放置著十件一百號的畫布，將整個工作室包圍起來。米羅隨著心情，在不同的畫布上作畫，這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當我想要仔細觀看畫作、靠近米羅時，因為在地板上放著小型畫布，上面也有創作中的畫，差點就踏在畫布上。在緊張的心情下趕緊止步，連想問米羅的事都給忘了。
不過，我沒有忘記讓米羅看我的攝影作品。米羅非常仔細地觀看照片，不時嗯、嗯地點頭，當我問他能否在頁面空白的地方寫下感想時，他拿起身旁的筆，慢慢地用法語寫下五行左右的稱讚文字。我指著刊登「鎌鼬」的那一頁，跟他說「這個作品收錄於攝影集，瀧口修造先生還為我撰寫序文」時，他便在照片的空白處，慢慢寫下「獻給偉大的詩人」、三行左右的稱讚文字。這也是他和老友瀧口先生友情的證明。接著，再加上米羅的畫作中必定出現、有名的★印與簽名。雖然這本年鑑本來打算當做禮物送給米羅，但是後來卻變成我的寶物。我覺得回國後一定要拿給瀧口先生看才行，所以又帶著年鑑回國。回去之後，我另外將攝影集《鎌鼬》寄給米羅，米羅本人又親自寄來感謝函，在印有「Joan Miro」薄式版畫用紙的便條紙上，寫著：「謝謝送來這麼優秀的書。謝謝，千次感謝！」這封信也成了我家的寶物。
這一年實現了一直想要舉辦的展覽，在聖塔芭芭拉美術館（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舉辦VIVO夥伴的展覽會。藉由美國的VIVO研究家熱情邀請，才得以實現這個計畫。雖然本來想要先在日本展出，之後再到美國或法國舉辦，但是遺憾地先在美國辦成首次結合六位攝影家的「VIVO展」。美國的「VIVO展」結束後，一九八一年移師「寫大藝廊」舉辦，並收購展出的全部作品，加入典藏。除此之外，於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四月九日，也在島根縣立美術館舉辦「VIVO的時代」展，除了少了丹野章、佐藤明外，其他四人（川田喜久治、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細江英公）都有作品展出。
細江英公（Eikoh Hosoe），一九三三年生於日本山形縣米澤市，成長於東京。一九五九年曾與奈良原一高、丹野章與川田喜久治等，組成藝術團體「VIVO」，建立超現實與表現主義美學與視覺風格，成為戰後日本現代攝影創作的代表性組合。一九七四年，他與深瀨昌久、東松照明、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等人設立WORKSHOP寫真學校，對日本攝影創作的發展思路影響深遠。代表作包括《薔薇刑》、《鎌鼬》等。細江英公曾任東京工藝大學名譽教授，以及日本寫真家協會、日本寫真協會、日本寫真藝術學會等會員，並以兼具藝術家、教育者與文化改革者的身份，於二○一○年獲日本政府評選為文化功勞者，二○一七年獲頒旭日重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