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阮義忠
攝影四十多年，家中那一整面牆的影像檔案，除了已出書的，其他多半只標了年代，拍攝日期與地點均尚未梳理。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樣片上清楚寫著「1982年1月28日 至 2月10日」。那是我第一次踏出國門，後來去過的許多國家，相關資料就只能儘量回憶、大致判斷了。
三十多年前拍的這些照片幾乎沒發表過，現在整理出來展覽、出書，感覺好像是新創作。《日本，1982》的60張照片是從十九卷35mm底片中選出來的，一卷36格，兩星期旅途總共按了684次快門。
那年頭離開台灣不容易，一般民眾直到1979年才能赴海外觀光，男性公民還得服過兵役、年滿三十。好不容易盼到而立之年，又過了七百多天才終於趁春節跟兩位朋友出去闖一闖。回頭城老家吃過年夜飯，初二陪太太回娘家，初四便直奔機場，飛往東京。
一切都新奇，所有景物都想拍。久居小島的我像脫籠的鳥，渾身上下充滿了喜悅，從沒那麼自由奔放過！深夜抵達東京羽田機場，飛機還在滑行，已能看到舷窗外的雪像小白花一樣緩緩飄落。寶島四季如春，光是這一景就夠我興奮了！
我出生時台灣已光復很久，但日本的殖民影響仍處處可見。很多小孩的乳名都是日語發音，父執輩大多受過日本教育，平常聊天經常閩南語、日語交雜，有的日文還更好，不滿現況時便埋怨國民政府，懷念從前種種的好。
家家戶戶幾乎都有日文書籍，頭城老家的祖厝就有四叔、五叔積累的一大堆。童年翻看那些雜誌，每張圖片都好像在告訴鄉下小孩——日本就是「上等」。少年時期喜歡看書，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正當紅，文藝青年若沒讀過這兩人的著作，簡直就是羞於啟齒。一少一老先後自殺，竟也迷惑了一些人，以為尋死就是殉美、殉道。
機場空空蕩蕩。頂著寒風、拖著行李，先搭機場巴士到火車站，再換車進城，整個人都快凍僵了！三更半夜的月台格外寂寥，淒清的燈光下，稀稀落落的乘客撐著傘擋雪，表情漠然。人人彷彿都孤立在自己的世界裡，一上車便閉目養神。
兩排長座相對，車廂內的人一眼就可看盡。寒風刺骨，門一開就朝裡灌，邊上的一位獨腳男士卻倦極入睡，陪伴他的只有一副拐杖。當時日本國力正強，那孤單殘缺的身影，讓我彷彿窺見了秘密。
在三、四十年前，日本是先進、優雅、精緻、美好的代名詞。川端康成早就拿下諾貝爾文學獎，日製汽車席捲全球，照相工業重鎮由西方轉往東瀛，媒體三不五時就有日本商人併購歐美企業的消息。攝影界受到的重視也令人羨慕，紐約現代美術館辦過土門拳、東松照明、森山大道等十五位攝影家的〈新日本攝影〉展，日本全國發行量第二的〈朝日新聞〉也有興趣出版〈寫真選書〉套書。而我在《漢聲 ECHO》雜誌工作時剛開始接觸相機，社裡訂閱的日本《太陽》雜誌就是我閱讀圖像的入門書。
也因為如此，再加上距離近、公共場所普遍沿用漢字，第一次出國選日本再順理成章不過。毫無出國經驗的我，一切聽朋友安排，全程造訪東京、茨城、京都、福岡四處。首先在東京待一星期，下榻處為台灣同胞開的旅舍，陳設簡陋到可怕，感覺不像旅遊散心，倒像落難。那趟日本之行所拍的照片，我最喜歡的一張便是此景。看不出是在日本，也認不出是何所在，只有我自己知道是那間廉價民宿。三人擠在四個榻榻米大的通鋪，除了床墊什麼都沒。睡在這裡，坐在這裡，衣服、毛巾掛牆上；廁所、浴室在走廊，跟別人一起共用。
壁上貼著人類首次登陸月球目擊的地球初昇，有點詭異，讓我幻想自己是孤獨的太空旅人，海報上的點點刮痕即是宇宙星辰。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次旅行也彷彿到了另外一個星球，無論周遭環境或友人的情緒反應都讓我倍感陌生。雖是三人同行，卻總感覺孤獨一個。
整面牆本來掛滿衣物，十分凌亂，拍照前我把所有東西先移開，只剩下自己的毛巾、外套。或許這張照片預示了些什麼，因為不久之後，其中一位朋友就不跟我講話了。回台灣，三人漸行漸遠。
有天逛到原宿，見一群年輕男子佔據車道，蹲在地上吶喊不止。這樣的舉動在今天並不稀奇，但在當年，如此粗暴的情緒、表情、動作、聲音，著實讓我覺得是離經叛道、不可思議。日本人不是含蓄、拘謹、有禮、自律嗎，怎麼會這樣?
當時的東京已是高度現代化的亞洲中心，正值黃金歲月的他們，行為卻像蠻荒時代的原始人，孤立無援，只能拼命向遠方求救；又好像發春的動物，無法自己地嘶嚎。我不知道他們為何訴求，直覺認為，衣食無虞，倒讓年輕人開始覺得空虛，失去方向！
十年後我開始辦《攝影家》雜誌，又去了一趟日本。拜會一家大報社時，該集團旗下一本新創刊、號稱具全球視野的雜誌主編表示，日本文化圈已不看黑澤明的電影了，因為太落伍。我聽了嚇一跳！黑澤明怎可能落伍，怎會被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如此看待?無論是早期的《羅生門》、巔峰時期的《亂》或是遺作《一代鮮師》，都足以讓他在世界影壇永遠發光發熱。
幾年後，名為《馬可波羅》的那本雜誌因刊登一篇替德國納粹說話的文章而被迫停刊，日本外交部且因此而數度向全球猶太人致歉。記得那位主編長得一派斯文，應該也是有理想、要做事的人。然而，價值錯亂、方向偏差，同樣的熱情卻引出截然不同的後果。會將這張照片與那樁事件聯想，是因為謙恭外表下的蠢動野心格外讓人不安。
在淺草雷門寺附近的紀念品商店街也有難忘的經驗。遠遠看見幾位穿著傳統和服的年輕女性，我趕緊迎上前去，俐落地舉起相機，在與她們差身而過時按下快門。拍這樣的照片，一切都要準備地好好的，按快門的那瞬間只能是直覺反應。那個年代，所有相機都是手動的，我的Leica M4連測光裝置都沒，速度、光圈、焦距只能靠經驗判斷。
現代人會覺得這樣非常不方便，但經驗就是牽動身體反應的神經線，能使一切步驟按部就班、水到渠成。對我來說，拍照是一種極大的快感，需要身、心、腦匯集一處，拍成功了真是令人狂喜。如今的裝備一切自動，年輕人大概已不曉得那種滋味了。
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看日本電影長大的，偶像就是三船敏郎、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吉永小百合⋯⋯。無論「宮本武藏」、「七武士」、「盲劍客」，片中必會出現令人難忘的花魁或藝伎。有的楚楚可憐、柔情萬縷，有的才高八斗、俠義機智，但全都神祕美麗、複雜精細，若即若離地牽繫著男主角的命運。導演、編劇對這些女性著墨甚多，讓人有時電影情節全忘光了，關於藝伎的那幾幕卻總留在腦海裡。
打從小男孩時期，藝伎給我的印象就是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的。只有身分特殊的權貴才能一親芳澤，一般人幾乎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遇見她們。看見這幾位悠閒地踩著碎步而來，我興奮地幾乎是用衝地跑過去。其中一位女子嫣然而笑，十分可愛，我卻不禁悵然！原來她們不是藝伎⋯⋯
離開東京後，去了茨城。同行的另外一位朋友在當地有舊識，託他的福，我們不但吃得好、住得好，還趕上親鸞聖人御廟——國分寺的慶典。我們被當貴賓招待，受盛宴接風，並參觀了當地一所小學。無論在任何地方，孩子天真無染的笑靨總是最能觸動我；心情愉快，拍照狀況也進入佳境。
接下來，終於去了我此行最想造訪的城市——京都。在當地的一座公園裡，一對穿著傳統服飾、正在擺姿勢拍照的新人吸引了我。後來才曉得，日本人結婚禮儀繁瑣，有神前式、佛前式、教會式、人前式，相關產業特別發達，就是經濟再不景氣，這行也是一支獨秀。結婚在日本不僅是典禮，還是一輩子就只有那麼一回的集中投資，新人們寧可貸款、舉債也要把婚禮辦得時尚又風光。
那天，雙方親友盛裝陪伴在旁，拍合照的陣仗可大了，攝影師把所有行當都帶齊了，120相機不用說，連4×5也都架起來伺候著。我當然不能錯過這些鏡頭，誰知攝影師卻很不高興，老遠用手指著我大聲呵斥。見我不為所動，快步逼近，似乎想動手阻止。奇的是，見到我胸前的相機，他竟然態度大變，不但九十度鞠躬，還比著手勢直說「どうぞ(請)！」
原來，這位攝影師竟因器材而判斷我是行家。當時的我拍照也才七、八年，只不過是用了世界大師們慣用的相機，技術說不定還沒他好咧！這也反應了日本人對專家的敬重，以及各行各業的明顯階級觀念。
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都看得到古老的唐風建築，整個國家一方面朝現代化快速發展，一方面又將傳統保留得這麼好，真是令人敬佩。在照片裡，只有新郎的髮型透露了這是二十世紀，否則，整個場景還真像是幕府時代的江戶。以這麼傳統、古典的方式構圖，是因為不想刻意強調什麼，就讓對象以純粹的自己表白吧！
在京都既碰見婚禮，又撞到喪禮。我站在三位弔喪的人之間取景，捕捉到的身影各為側面、正面與背面。想來他們與亡者的因緣、情誼也各不相同，一言難盡。
大概是小時候日本江湖片看多了，見到喪禮便忍不住猜疑，也許一個生命的結束，便是宣告了另一場衝突的開始。來賓中一定有不少黑社會角頭，舉止之間暗藏著彼此明白的恩怨情仇⋯⋯明明是條安靜小巷裡的普通告別式，卻讓我聯想到一幕幕的電影場景。
我崇敬的幾位攝影大師都拍過喪禮，如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 1951年的《西班牙鄉村》、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 1963年的《吉普賽人》。面容祥和的往者周遭圍著哀慟的家屬，整個景象讓人覺得死神就在每個活人的臉上。
最擒我心的，就是昂利‧卡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66 年於日本拍的「歌舞伎演員的喪禮」。五位服喪的婦女身著黑衣、面容哀戚，在畫面中各據一方，有的默禱、有的拿著白巾擦淚。背景白漆寫著「告別式」字樣，每個人的眼睛都剛好閉著，彷彿感應到亡者的靈魂在她們之間穿梭，不忍離去。
遇到相仿的攝影主題，我就會想了解，大師們是怎麼看、怎麼想的。儘管表現手法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但一張作品的形成，畢竟不是攝影人能完全作主的。鏡頭前的人、事、物各有來龍去脈，會自己說話，攝影人只是見證者，主要任務就是將他們要說的話表達地更清晰、動人。
行程的最後一站福岡有個天然良港博多，自古即為日本重要的國際交流門戶，蒙古人兩度入侵都是從博多灣登陸。此地與中國的淵源不淺，西元一世紀，有位國王受過漢光武帝冊封，授與「漢委奴國王」金印。西元十二世紀開始與宋朝貿易，十三世紀有位曾至宋朝取經的聖一國師，在活躍於博多的宋朝商人謝國明幫助下，於福岡設了承天寺。
日本之旅結束後，我一回家就先放了幾張比較喜歡的照片，其餘就擱在檔案中。一晃三十多年，之前從沒想過編輯、展覽，最近仔細整理，把挑出來的影像全部重新放大。在工作過程當中頗為感慨。當時的我，實在是太年輕了；而那時的日本，如今還找得到嗎?
有一張作品左看右看，就是想不起來是在哪兒拍的。再三端詳、比對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清水寺！時代的腳步真是太快了，地球的各個角落都在變，同質化現象愈來愈明顯，再美的地方，遊客一多便盡顯庸俗。
先前之所以疑惑，是因為照片上只有三位遊客。記得兩年多前造訪，用廣角鏡頭取景，無論相機朝向哪裡，都至少會框住幾百個人頭。三十年前的清水寺讓我沈醉於唐代的氛圍，如今倒感覺像是古代陳設的情境旅遊場。
《日本，1982》的這些影像是我海外行腳的一站，對扶桑人士來說，或許也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追憶吧！
阮義忠 / 日本,1982 + 須田一政 / 台北吉祥
時間：2016.1.30 – 3.12
地點：亦安畫廊台北 aura gallery taipei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13號1F
開幕 Opening reception | 2016.01.30 (六) 4:30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