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攝影蒙太奇（photomontage）作為社會批判的武器，彼德．肯納（Peter Kennard）無論在美術館或街頭，都試圖展露藝術對思考的顛覆性力量。他以藝術行動者自居，透過攝影拼貼直搗國際政治問題、揭露社會的瘋狂。其作品自1970年代開始在無數社會運動中被製為反抗標語廣泛使用，啟發著數十年來的各類抗議性圖像宣傳，並恆久激勵著與強權對抗的變革決心。
訪談──李威儀
Interview by Lee Wei-I
本文原載於《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第6期，2012年
VOP ＿＿ 在以攝影蒙太奇創作之前，你曾經是個畫家，是什麼影響了你，開始以照片進行攝影拼貼？
Peter Kennard ＿＿ 過去我學習的是繪畫，現在仍然是以繪畫來連結攝影。我開始認真投入攝影是在1968年，當時是響應參與在我所居住的倫敦所舉行的反越戰抗議示威運動。那時我想要尋找一個可以與我的政治行動和我的藝術能夠連結的方式，而後發現以繪畫來呈現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會讓我太在意這幅畫是否能直接地處理這個主題。作為一種呈現的方式，繪畫對於這個主題來說反而會顯露過多的情感或主觀意識，且過於不固定，於是我開始使用照片。因為照片是現實的遺跡，能將你帶回你所描繪的主題。於是我使用蒐集到的越戰照片以及主要來自英國和美國響應反戰的抗議照片進行創作，當時在倫敦有抗議者被警察殘暴地攻擊，而在美國則有四名抗議者在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遭美國國民兵所殺害。
VOP ＿＿ 你認為攝影蒙太奇的創作方式，比繪畫更能展現你的想法？
對我而言，攝影蒙太奇在做為抗議和社會批判的工具上，是比繪畫來得更強的，因為這個媒材的生動本質，讓它得以再現出幾種不同的脈絡，少了這點，就會如繪畫般變成只是再造一個影像而已。對我來說，作品能讓一般普羅大眾以及常上藝廊的觀眾等不同的族群欣賞，是同等地重要。所以我的攝影蒙太奇作品會提供給反戰運動、人權組織等，用來做成旗幟、T恤、街頭海報、徽章、標語牌，以及在報章雜誌裡刊載。我的影像透過這些方式散佈給人們，尤其是期待社會變革與和平的年輕人，對我來說這和影像本身的存在意義同等重要。
我是全球對抗強權行徑的其中一員，這些強權會摧毀一切阻擋他們的任何人事物，而我的彈藥就是攝影蒙太奇。
VOP ＿＿ 從你在反越戰時期和核武裁減行動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的經典作品一直到近期的創作，你一直堅持以視覺藝術作為表達政治觀點及抗議的方式。你認為你作品中的政治表達，能夠改變人們的想法和這個世界的狀態嗎？
在經過這麼久的時間以後，我已經知道我的作品鼓勵了人們參與抗爭運動。攝影蒙太奇影像的簡明和率直打動了人們，讓他們想要去改變事物。很多人告訴我，特別是早在1980年代，當我的反核海報引人注意地出現在街頭、報紙、還有在許多人家的廚房裡，用冰箱吸鐵掛著時，那些影像便鼓勵著大家反對核子武器。我認為這些影像並沒有改變人們的想法，而是以圖像的型式，讓人們看到核武競賽的瘋狂。這些作品讓人更清楚地了解他們早就知道的事情：戰爭的恐怖，然後對此採取行動。至於我的創作是否改變了這個世界的狀態，答案是否定的，它本身並沒有。它僅是為帶給那些想和掌權者說真話、在持續進行的各種抗爭中扮演著小小角色的人們的一部份視覺詞典（visual lexicon）。
VOP ＿＿ 談談你最近出版的《@earth》。這本書集合了你對環境、戰爭、石油、資本主義問題的關注面向。很有意思的是，書中沒有隻字片語，僅透過影像的寓言，即令人感受到對全球問題的批判意識，帶來的衝擊是超越視覺之上的。你是怎麼定位自己和你的作品？ 你的藝術家身份，是否也帶有了一個行動者（activist）的角色？
《@earth》是我嘗試製作一本完全以視覺為主的書的一個高峰，它可以被全世界的人理解，並盡可能地在售價上便宜，讓大眾能夠接觸。因此以口袋書的大小印製，而不是以大部頭的咖啡桌書本（coffee-table book）型式出版。同時也很幸運地能由英國泰德美術館（Tate）為我製作，他們對攝影蒙太奇有很好的理解，並收藏了我的一些拼貼原作。《@earth》的書封只有一個「@」印在一張地球的照片上，不需要任何特定的語言文字，每個章節頁都設計成一個打開的電腦資料夾，以影像來透露該篇的主題。全篇以攝影蒙太奇的語言而非文字來說故事，講述掌權者和權力的濫用會如何影響人類及環境。以攝影蒙太奇論述環境危機（包括在這本書製作時發生的墨西哥灣漏油災難）、人權傷害、監控、貪婪企業、戰爭及武器競賽。其中新的數位的攝影蒙太奇，是由德瑞克∙薩亨尼（Tarek Salhany）協助製作，結合了早期的剪貼圖片，有些甚至是我四十年前做的，但至今日看來仍具有意義。《@earth》是想讓能激勵批判思考，並能鼓勵反抗我們正在對我們的星球與民族所做的事的那些影像，更容易被接觸的其中一項持續性嘗試。
我不相信藝術本身能改變世界，但是我相信它能做為行動者的一個工具。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行動藝術家（activist artist）。我的作品試圖將社會結構檯面下的事以一種形式揭露出來，並且不需要閱讀複雜的文字。我是全球對抗強權行徑的其中一員，這些強權會摧毀一切阻擋他們的任何人事物，而我的彈藥就是攝影蒙太奇。
VOP ＿＿ 你的作品常常被使用在許多的反抗運動中。街頭是不是展示你的作品最合適的方式呢？ 或者你認為其實這些影像更應該進到畫廊、美術館這樣相對保守的藝術體系裡去衝撞？
我沒有想過什麼方式呈現作品最好，我會嘗試尋找各種可能的方法，從一個衣領上的徽章到一間美術館都是。最近我在泰德美術館展出了一些我的攝影蒙太奇作品，在那裡看到一個學校團體以我的作品為基礎來作畫。我和其中幾位學生聊了聊，發現他們正在做一個戰爭專題，要以我的東西做為基礎來進行他們的創作。美術館於是變成啓發我們在街上可能看到的作品或事物之靈感來源。說不定他們其中的一個孩子，也會把這個專題的作品放在標語牌上，然後帶它去參加一場反戰示威呢。我在很多示威場合中，看過很多人製作的標語牌是植基於我的影像。換言之，我不相信作品展示之處的階級差異。我所生活的社會，公共空間的每一公分都被愈來愈多的企業廣告所佔據。做為一個藝術家/行動者，我必須要尋找任何可以使用的表面來與他們的壟斷對抗。
我不相信藝術本身能改變世界，但是我相信它能做為行動者的一個工具。
VOP ＿＿ 對許多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而言，你的作品對他們來說應該有如芒刺在背，過去你在展覽過程中曾經有受到阻擾嗎？
我有過很多作品遭到審查撤下的經驗。我可以舉個例子：2003年11月，我受戴蒙∙亞邦（Damon Albarn）之託，製作一個影像來象徵「和平地球 （Peace on Earth）」的概念。這個影像準備在那年聖誕節時，要投射在倫敦的一個公共建築上。它是眾多會投射在建築物上的影像之一，是名為「橘亮倫敦 （Orange Brighten Up London）」活動的一部份，由包柏∙吉爾多夫（Bob Geldof）共同策辦，並由電信公司「Orange （橘）」贊助。
當時我製作了一個攝影蒙太奇作品，是以在倫敦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的一幅「聖女瑪莉 （Virgin Mary）」的畫像為基礎所作。我把它寄給策辦人便等待回音。但後來卻杳無音信，等到活動那天，原本要被投射的作品，卻被換成了一張聖誕布丁的照片。隔天，Orange公司的媒體公關負責人說，雖然她認為我的作品「非常棒」，但她想要的是「從小孩到老人都會喜歡的東西」，並說「這不是要審查，而只是純粹敏感而已」。事實上，我將聖女瑪莉頭上的光環改成一個和平標記，看來是超過了Orange公司所說的──「我們準備好衝破界線並勇於冒險」的經營理念。所以這件作品本來叫做「和平地球」，便改為後來大家所知道的「被Orange禁止的和平地球 （Peace on Earth banned by Orange）」了。
VOP ＿＿ 你的作品有強烈的議題訴求，是否有人購買你的作品呢？ 你對這些收藏者對待你作品的態度有什麼期待嗎？
我曾經售與作品給能讓一般大眾接近觀賞的藝廊和美術館。我非常少銷售作品，除了一些提供私人收藏的印刷版本，但如果賣的話，前提是我得確定任何展覽想要使用該件作品時，這些個人收藏者可以提供。基於我的作品的本質，這些購買作品的個人，必須對社會以及存在這些影像中的政治訊息核心意義有同理心。我已經在藝術學院裡授課三十年了，可以靠教書維持生計，這使得我可以不顧藝術市場的支配來進行創作。
VOP ＿＿ 在這些拼貼作品裡可以看到很多影像元素，你是怎麼蒐集影像，又如何發展出帶有寓意的畫面，能不能描敘一下你的創作方式？
很多年前，我開始了一個我稱作「影像字典 （Dictionary of Images）」的計畫，從媒體、從我認識的攝影師以及我自己的照片中，進行持續不斷的影像蒐集。當我想要製作一個攝影蒙太奇作品，我就會查看這個視覺字典，然後看看有什麼是和我想描述的主題有關。這是其中一種方式。
另一種更常在我作品中見到的方式，是先將想法素描出來，然後拍攝照片，或者在各種可能的來源尋找適合這個點子的照片。自2002年開始，我很常與另一位藝術家凱特∙菲利蒲斯（Cat Phillipps）合作。我們決定共同創作，來表達我們對美、英等國入侵伊拉克的憤怒，並且希望在作品中使用很少見諸報端的這場屠殺的新聞照片。我們認為將那些影像帶進藝術脈絡裡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才得以提醒人們實際發生的狀況，而不是只從這些西方政府處理過的公關聲明來了解而已。我們論及伊拉克的作品也同時被世界各地的反戰運動所使用。
製作一幅攝影蒙太奇，是將照片集合起來或拆解、撕裂，使最後產生的影像成為一種意識上的震憾。它是為了讓我們生活中每天接觸的數百萬影像產生意義的一個嘗試。我嘗試著，將自己浸在這些影像裡，來製作一幅能夠在一張圖片裡就表現出事件原因和影響的攝影蒙太奇。
VOP ＿＿ 我注意到你在《@earth》書末附了這本書中使用的圖像符號目錄索引（index），根據這個索引，你使用最多的影像是地球、鈔票和股票數字還有飛彈，這些任何人都懂的符號可以說貫穿了你的作品。此外不管是以幽默揶揄或者嚴肅批評的方式，你都幾乎維持了讓即使沒有特別受過藝術或影像訓練的人也一看就懂的畫面。你剛剛也有提及，保持與大眾的溝通而不刻意為高深的藝術而藝術，好像是你的一個目標？
為藝術而藝術並不令我感興趣。我想，我在一個國家裡做為一位藝術家，得以透過我的作品表達我的看法，是處於一個特別幸運的位置上，而我想運用這個位置。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藝術家和作家因為在作品中表達政治意見而遭查禁與扣押。從中國的艾未未到最近在俄羅斯被拘禁的「暴動小貓樂團 （Pussy Riot）」，這兩個例子顯示，藝術家們是以性命來冒險，去抗議他們國家的現狀。所以，對我來說，為藝術而藝術不是一個選項，我試著透過攝影蒙太奇去討論少數人企圖支配多數人並剝削全球資源，已導致了戰爭、赤貧，以及經濟與環境的系統性危機。我相信無論一位藝術家身在何處，有一件事情都是重要的，就是發揮預警系統般的作用，如同作為一隻在礦坑裡能有毒害預警能力的金絲雀，透過照片、表演、裝置、錄像等方式，去想像沿著我們目前的方向前進的結果，並且去呈現人們挣扎著尋找另一個出路的樣子。詩人雪萊（Shelley）寫道：「我們必須想像我們所知道的 （We must imagine what we know.）」。我們不能否認我們不知道在政府和企業的謊言背後隱藏著什麼，我們每天都看到、聽到許多由公民發聲、報導的他們國家發生的事，並透過網路和其它社群媒體傳播出很可怕的事實。
VOP ＿＿ 這一兩年發生了很多革命與運動事件，你對接下來的世界發展樂觀嗎？
無論是推翻中東的暴政、佔領華爾街行動、全世界大規模對撙節政策（austerity）的示威、學運的復興、生態運動，這些都顯示人們正起來反抗壓迫。所以無論我感到樂觀還是悲觀都沒關係，以藝術家的角度找出方法參與社會與政治的現實，才是更加重要的。世界各地的年輕藝術家都正在想方設法，將創造力用於參與他們國家裡日常生活的現實狀況，這也常常使他們處於危險之中。他們為革命和社會運動發出了一個創意的聲音。藝術將變得與社會更密切相關，成為一種展示真實世界的工具，而不是讓大眾媒體來告訴我們世界是什麼樣子。
VOP ＿＿ 你接下來進行的創作計畫是什麼？
我正在進行一些從「@earth」而來的構想，試圖發展一套全球性的圖像異議語言，能以片段方式呈現，讓觀者觀看時再重組。它能讓觀眾與作品互動，並創造出他們自己的敘事。
Peter Kennard，1949年生於英國倫敦，1970年畢業於斯萊德藝術學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 UCL)，並於1979年獲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文學碩士學位，1994年起在皇家藝術學院擔任教職至今。他除了創作攝影蒙太奇，也拍攝電影及短片，並著有《@earth》(2011)、《來自非官方戰爭藝術家的快電》(Dispatches from an Unofficial War Artist / 2000)、《末日審判書》(Domesy Book / 1999)、《不要核武》(No Nuclear Weapons / 1981)等著作。作品受英國泰德美術館(Tate)、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A Museum)、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等機構典藏。
圖 | Peter Kennard提供
發佈日期 | 2013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