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照堂
提起筆來一面寫下這些文字，一面瞧見手背上的皺紋與黑斑，不禁想起三十幾年前光滑、亮麗的身軀，在新竹五指山上，五〇年代一個初夏。
一個頑石般的裸身軀體斜置於山頂上，沒有頭顱與四肢，宛如一座無言頹倒中的石碑。回憶起來，那真是一個非常寧靜的午後，烈日炎炎，映射著無限的青春、自由與解放⋯⋯。但到底是如何一種心境，令一個十九歲的少年揚棄了傳統的畫意或紀實攝影，按下他第一張至今仍揮之不去的幻景魅象？
當時是個喜歡文學、藝術，愛看電影、作夢的矇矓學子罷，未入世的青澀人生觀竟也早熟或強說愁般地如此沉重。那個年代，在保守、閉塞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下，來自西方思潮的存在主義、荒謬與殘酷劇場、超現實繪畫、文學等懾服了一批年輕不馴的心靈。它刮起一陣風，當時的我和黃永松是其中兩個又熱又酷的追風者，飢渴蠶食著相關場域的思緒與訊息，我們自以為是夜半中孤獨、虛妄的狼，不時想推開窗子向外嚎叫。
一九六二年初夏，我隨著永松登上竹東五峰鄉五指山，借宿在觀音禪寺中。他帶著準備聯考的書本與畫具，我帶著大哥的相機，計劃在山上消磨幾天悶熱、無聊的假期。我們爬到山頂上，在一望無垠的視野下呆坐。既然帶了相機，總要按幾下快門，但用什麼來面對這樣浩瀚又寂靜的大自然呢？我想只有人體了。永松在我吆喝下，二話不說地脫了衣裳。但我應如何處置一個身體呢？我不要一幅素描或雕塑般的僵硬身體，頭顱與四肢都很累贅、無趣，我想的只是一個單純、異類的壺形背體。但它端正地座落在那兒又太死板，它必須傾斜才能與大自然產生一種韻律與張力的互動關係。於是永松弓起身子傾斜，我將120相機盡量放低。當我屏住呼吸凝視觀景窗時，不知道以三根手指斜撐身子的黃君心中想些什麼？我想到達利，想到亨利．摩爾，想到創世記詩篇，也隱約想到羅丹的《地獄門》。當按下快門，我們兩人都知道完成了一件快意的工作，至少我們之前不曾見人這麼拍過。
三年後，這張照片見光，很多人對那個「慘白僵瘦的赤裸男體」有激烈爭議與猜疑，他們在報上寫文章，有的說，這是頹廢派的遺孽；也有人說這沒有頭部的男體有如一個夢魘，彷彿已被苦悶的絕望所吞噬，很灰、很悶，但也很真的感覺；有人甚至拿它來和郎靜山的作品比較，說它極具現代感，郎老變成十八世紀的舊古董。奇怪，一粒米養百樣人，或許當時我的拍照心情有些空虛與憂鬱，但也充滿熱情與欲望，是一種肉體的禮讚與被大自然包容的渴望。那種情境毋寧更強烈的提示，是一種生命與自然之間的對話與凝視罷。眾論紛紛，其實說穿了，這只是一個血肉之軀的化石罷了，把它想成石頭，會呼吸、會沉思的一塊大石頭，不太規矩地晾在陽光底下，不就沒事了。
石頭不需要記憶，不用說話，正如大自然不必叨擾人們費心去命名一般，它們兀自存在，它們都是恆久的，不若人體那般短暫。
從山上下來之後，我好像知道自己的攝影走向，就一頭鑽進去，這「慘白而僵冷的人體」陪我陷進一場影像迷宮的不歸路。
一九八五年，我在陽明山擎天崗的草原，拍了另一張照片，一匹白馬的巨碩臀部面向著廣闊的田野山脈與天際雲彩，我驚覺那不是昔日五指山上互相對峙的類似情感麼？過了一年，我在新竹五峰鄉的矮靈祭中，又以低角拍攝到一隻被綑綁之後橫臥地面的豬仔背影，牠面對環繞的山峰，那巨大的肉身實體似乎宣告一種不容忽視與冒犯的意志。從人體、馬臀至豬仔背影，跳躍了數十年的時光，卻似乎傳續著同一種不很明白的直覺與暗示。現實的他們是極其微小而平凡的，或許因為頭部與四肢都被隱藏，將自己以一種異樣而具臆測空間的形狀巨碩地亮在自然中，我們更能感知那躍躍欲出，卻陷困於軀體內的生命靈魂罷。
外在的張力，內在的想像，五指山上的那塊石頭，教會了我日後如何走光影之路。
回憶起來，年輕的大學時代，我們並未實際觸及社會、民間的生存狀態，而較活在知識與概念的執意吸吮中。自己尤其著迷於營造類似文學或劇場意象的影像風格，於是尋找可以對話的玩伴，刻意地妝扮擺置，仿製一些可以撫慰私己心靈的解藥。黃華成在當時的一篇文章〈無聊的張照堂〉中說，他的作品是「做」出來的，那些頹倒的人體、沒有頭部而直立的人、張著模糊眼洞的孩童⋯⋯。黃君老氣橫秋地批評說，這些照片只會簡單技巧，不善於構圖，不做暗房功夫，每一張作品中總有一、二疵垢被人發現。最後他又加上一句說，然而這些煽色腥的悲劇性畫面卻具有逼人力量，充滿熱愛生命的關注。黃華成說我「對生命的熱愛關注」，一如邱剛健問我：「你自慰嗎？」這樣的話，令人搔首、不解。三十年後，回想起這樣的質問與評斷，我當時似乎應該跟他們說，我還年輕，我在自立自強呀，你們頂無聊。
那確是個純真又迷惘的年代，年少的孤單與無助，心靈空虛但也不致慌亂，一種自在、漫遊的追尋，前程未知，冥冥中似還有個方向。荒廢與蒼白是當時的切身感受，凝視與失焦則是慣用的技法。當然也嗜愛造型上的邪異，以增加衝擊力。平凡、自然在當時是十分令人厭煩的。為什麼那兩個站在廢墟前的孩童顏臉失焦？因為清晰的他們顯得那麼平庸無力。為什麼許多人體去頭去肢？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體那麼乏味，缺少撞擊與新意。為什麼那些人的頭上套塑膠紙、戴面具、擦白粉，或許他們要自溺、折磨或改造？當面貌改觀，我們悚然一驚，那會是下意識中的夢遊幻界嗎？還是咫尺天涯的現實人間？
一九六五年我在澎湖服役，卡繆的《異鄉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休伍．安德森的《溫斯堡．俄亥俄》是我在營裡一讀再讀的三本書。休假日，我時常揹著相機一個人孤單地走著，在陰暗的天色及冷冽的海風中，尋找空無。荒蕪的原野是空無，筆直的道路是空無，無所不在的地平線更是空無。我常在海濱的墓地與沙灘上的貓、鼠棄屍旁佇立許久，自以為在那裡找到了生命。或許，年少的孤寂能預知或撫慰老邁之後的唏噓罷，我在昔日的造像中，看見自己的失神與蒼涼。
如今回過頭來再瞧瞧鏡子前後的自己，不也有點緬懷和失落麼？少年的夢，出發尋找心中一塊幻象淨土，或將身體擱在山頂上，陽光普照，安靜瞭望；或將腳步印在無人行走的荒路上，啪達啪達地走著，彷彿海風仍在今日的耳際間吹響。當歲月流逝，想及三十年前的光影留駐，想及失焦的童年眼穴，想及島嶼上陰涼的景色，想及山峰間亮麗、磊落的肌體⋯⋯， 我站在樹蔭下，不停地甩手。
本文於1996年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現收錄於《文。張照堂》（影言社出版，2018年）
插圖出自《文。張照堂》
張照堂，1943年生於台北板橋，藝術家/文化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