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力昕
上了年紀之後的一個徵兆，是許多早年生命經驗裡的畫面或聲音，會出其不意的跳進腦海。我的腦記憶庫裡存著大量的旋律，美好的很多，而無奈的，不美好的也不少。近年來一個不時浮現、盤據著我大腦音樂檔案匣的旋律，是從幼兒時期一路聽到至少高中之後的〈反攻大陸去〉。但是除了偶爾在重看楊德昌《牿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與之遭遇外，這首經典反共歌曲已經幾十年沒機會聽到了。
我痛苦的發現，那首編曲上其實相當不差的反共歌曲，就經常如魔音穿腦般的忽然襲來且揮之不去，像是一個拔除不了的終身詛咒：「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疆域⋯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我們要反攻回去⋯把大陸收復。」在台灣三十多位退休將領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正襟危坐聆聽習近平主持孫中山紀念大會的新聞畫面裡，或在總書記於十九大演講裡宣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語境下，這首歌是如此讓人時空錯置、精神錯亂。
翻看田裕華、杭大鵬、張良一這三位攝影家的《阿兵哥 3×1》，我的苦澀感，甚至是一種深層的「創傷經驗」，比〈反攻大陸去〉這首歌更強烈的被翻攪出來。這是一批也許空前更可能絕後的關於台灣男性當兵經驗的影像檔案與集體展示，非常有價值，也讓我不忍卒睹――那些感同身受或也曾經身受的經驗，在在喚起我對當兵這件事的嫌惡與痛苦記憶。三位攝影家都是台灣新聞媒體的傑出攝影記者，而他們在入伍服役的年輕歲月裡，已經能夠通過相機掌握住如此精準細膩的軍中生活影像，實屬難得。從這個題材來說，他們三位除了本身的才華，也幸運的能夠分別在服役期間被容許於營區內拍照。
這批作品先後攝於1990年代，意味著解嚴後的部隊內部氣氛，也隨外面世界的變化而開始鬆弛下來，所以拍照才有可能被允許。如果是在我服役的1970年末，在營房電視上無意間看到美麗島軍法大審新聞、驚愕地得知我大學時的學長陳忠信以及我曾邀到校園演講的王拓等師友都被逮捕時，還得佯裝鎮定不敢洩漏情緒的那個年代裡，或者在部隊當排長時、給外島服役的友人寫信抱怨連長惡劣行徑，信被檢查而我被叫到營輔導長室聽訓的當時部隊氛圍下，我無法想像在營區裡攝影記錄當兵生活這件事如何可能。而在早已不知為何服役，義務役也只需四個月或即將成為歷史的今日，他們鏡頭下的那些生活或部隊景觀，也難以再現了。
三組作品各有特色。田裕華的馬祖軍旅生活影像，相對平實而完整的記錄了在外島服兵役的種種甘苦。儘管它是一組面面俱到的圖片故事，這份外島當兵生活的影像紀實，還是埋藏了攝影家對於在外島熬日子「數饅頭」的苦悶與煎熬。那幅側躺在公用電話旁與遠方親友款款細訴的照片，對於任何在離島當過兵的人，都是一個很有感覺的影像；而終於等到這一天、領了退伍證書的人則開懷的看到隧道盡頭的光，讓背後海報上那些性感女郎的美好身體與青春，不再只是看海的日子裡打發苦悶的幻想或發洩，而是可以重新拾回的生活內容。
杭大鵬成功嶺上的影像，在不動聲色的構圖和快門中，冷眼調侃、反諷了在我那個年代每位大專男生都得去受訓的新兵訓練基地，令人在會心一笑之後浮出無言的酸楚。固然「主義、領袖」或「反共必勝」這些巨大標語，如今可以成為那充滿荒謬與謊言的時代見證；我們更從新兵訓練、行軍演習，到營房內的整理內務、折疊「豆腐乾」棉被，與被罰交互蹲跳等等，看到軍營裡以重復無意義的體力操練和瑣碎要求，消耗青年的青春、理想與活潑思緒，讓人的大腦呆滯之後，成為一具具順服的身體。這些對青年人無盡的耗損，與主義或反共無關，只是通過身體控制，完成了對領袖與軍隊價值效忠的思想控制。
最後一組是張良一在度日如年的鬱卒當兵歲月裡，替部隊阿兵哥朋友拍的肖像。拍照是他在等待退伍的數饅頭日子裡轉移痛苦、忘卻煎熬、慰藉自己空虛心情的方式。張良一觀察隊上朋友的特質各不相同，有些是悶葫蘆型的，有些則像花心少爺，有些還保有農村的質樸；即使在軍服與口令的齊一化之下，這些青春的臉龐，還是保有純真、素樸的神情，和眼睛裡散發著的光。看似溫暖的這組照片，其實也是特別揪心的影像。他們的青春時光被國家這樣揮霍、糟蹋，而個人與國家，分別得到了什麼？
很多人認為，當兵在台灣是由男孩變成男人的成年禮。如果半個多世紀來台灣男性的成年禮是那兩年（在某個時代之前，有些人還抽到三年兵役）的服役經驗，那麼這個國家可真極其悲哀。當兵的經驗對幾乎所有人而言，都是痛苦、無奈、苦悶、情緒低落、能免能逃最好的歲月，只有嚴重程度不同的差別。鍛鍊一下體能與意志，當然並非壞事；然而，當兵在台灣的意思，是所有跑不了服役的台灣青年男子，在這兩三年的歲月裡，被軍隊裡展現的最惡質的官僚文化、權力濫用、作假工夫、自欺欺人、政治催眠⋯，把年輕人原本出社會前保有的一些年輕朝氣和理想情懷，消磨盡淨。
在那個部隊生態的巨大染缸裡，一個原對自己與台灣的社會、國家有期許的青年，浸染在這個內化虛偽、謊言為常態，與絕對權力帶來之腐化顢頇的環境之後，許多人在歡欣退伍時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被這個部隊生態改變了。原來的熱情與理想，已相當程度被現實功利、利益交換、斤斤計較（僅排休假這一件事就可以把人弄成如此，而對休假的計較正是反映了當兵的痛苦）、世故妥協，以至最終對現實的虛無態度。在當兵經驗裡也可以學到或複製、強化各種壞習慣：好勇鬥很、窮兵黷武，以及父權／威權／濫權的「男性氣質」或「氣概」。如果這些就是人們稱頌的男性「成年儀式」，那麼也許它是另一個線索，讓我們理解何以有相當比例的台灣男人，日後自我進步的速度如此緩慢，或根本停滯不前。
詭異的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台灣男性對於自己的當兵經驗有著極為矛盾的情結：當兵時痛苦不堪，不少有當逃兵的衝動，但日後談起當兵經驗卻是津津樂道、甚至懷念不已。我們輕易可以發現，許多男人聚在一起，沒有可聊的共同話題時，通常很快會扯到當兵的各種趣事，或者將痛苦經驗轉為有趣之事來分享，口沫橫飛的對身旁的女性聽眾吹牛、炫耀，好像此乃唯一可以證明他是男人、或者曾經真實活過的方式。當兵的時光與行伍生活，也因此可以轉化成各種懷舊商品，從電影以此為題材而長銷不墜的《成功嶺上》、《報告班長》等軍教片系列，到放著軍歌、滿牆掛著蔣氏父子和老毛照片的眷村菜口味小吃店。這也證明了台灣男性普遍對當兵經驗缺乏反省力，或者已經將那套價值充分內化了。
《阿兵哥 3×1》也許是個很好的影像提醒，讓我們認真反省把當兵神秘化、光榮化的迷思。台灣男性對於當兵經驗的莫名情結必須要拆穿，並且徹底揚棄軍國主義與好戰思維，重新省思：如果男人並不需要藉著當兵履歷贏得魅力，而台灣也無法藉著軍力贏得安全的話，那麼為何今日的台灣，仍需要捍衛著必須擁有軍隊與軍人的思維和話語。我們需要全面檢視冷戰年代以來，從身體規訓、情感結構到政治意識洗腦之下，台灣役男與國族想像的人格分裂之精神狀態，認真清理這一段還沒有充分反省過的歷史經驗。
郭力昕，影像評論者、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