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東歐集團瓦解，固然有美國學者福山以「歷史終結」慶賀之，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從此定於一尊。另外一個觀點則是認為，以馬克思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思潮反而得以因此從官方的束縛解放出來，從而獲得解釋世界、改變世界的真實力量。
左翼是什麼?
什麼是「左翼」？如何定義「左翼」？這兩年來，「左翼」在台灣似乎變成一個流行用語。上街頭的，以「左」號召；新生的政治勢力，以「左」自許。不過，在台灣我們普遍面臨一個共同問題：越流行就越說不清。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第一句話就是：「辭彙經常是比文獻更響亮的證言。」
你如果問我什麼是「左翼」，那麼，這首先就是辭彙的問題，我們就從辭彙開始談起。台灣當今社運圈有兩個辭彙甚為響亮，十分流行，而且不需要任何文獻作為支撐。
其一是「左翼」，其二是「綠色」。
談「左翼」，就代表重視公平正義。標榜「綠色」，即自許為生態環境的守護者。
這種辭彙本身內含道德優越感，做為訴求，既有力可使，又有利可圖，正好符合政客的需要。
在西方，偶或太過重視文獻，談「綠色」，得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無限制經濟成長和市場自由擴張所導致的環境破壞開始談起，於是在制度思考上，難免觸及生產關係和經濟模式的變革，體認到生態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衝突。談「左翼」，則難免追溯到大革命對舊體制的翻轉，涉及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信念，乃至對於資本主義帝國殖民的反思。
台灣靈活多了，在美、日文化浸潤之下，做為金融資本主義全球自由市場在亞洲的一顆小棋子，對自我角色不需省思，不需要有任何制度轉換的想像，而對於「左翼」和「綠色」依然可以有感覺良好的嚮往。
但是，真要論辭彙的力量，沒有什麼比得過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可以死而復生，甚至可以把內部矛盾轉化為成長的養分。譬如，當代社會環境意識的提高，原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消費過兇的指控，是意圖抑制可能引發生態災難的經濟發展模式。詎料，在「綠色建築」、「綠色能源」、「綠色消費」（乃至「綠色政黨」）的標籤之下，原先無法計價，難以買賣的自然元素都一一成為可以開發的商品，進一步擴大了自由市場的規模。
台灣左翼？左仔？
「左翼」這個辭彙放到今日的台灣，大概也是一樣的道理。即使在政治上形成組織，它不僅不會威脅到資本主義既定體制，而且可以在吸納內部矛盾之後，方便既定勢力在選票市場上的擴張。
《臺灣日日新報》於1933年7月24日刊載台灣共產黨起訴案的報導當然，如果要從文獻上去談「台灣左翼」，那麼當然得追溯到日據時代反帝、反殖的傳統。1925年由台灣文化協會左翼系統所領導的「二林蔗農事件」可以說是全亞洲反殖民鬥爭的先聲。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基本上就直接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揮。此外，早年台灣左翼當中還有相當活躍的無政府主義系統，1926年於台北成立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主張暴力暗殺直接行動，翌年就有44名成員被日本當局逮捕。具體而言，台灣左翼的組織化行動為期甚短，在1931年就遭到全面大整肅、重要幹部多被逮捕，發展無以為繼。二戰之後，中共勢力快速擴張，台灣左翼力量再起，但是隨著蔣介石政權轉移，1950年韓戰爆發，台灣被編列為全球冷戰格局中的「反共堡壘」，在動員戡亂戒嚴體制之下，潛在的社會主義信仰者，或槍斃，或陷獄。戒嚴令於1987年解除，反共遺緒則蔓延至今。
從上述文獻脈絡來看，台灣左翼從一開始就是在國際主義的架構之下，以反帝、反殖奠基，對於世界革命，尤其是蘇聯和中共的變天翻身，有深厚的同情和嚮往。
到了2015年，自許為「左翼」的新生勢力與上述脈絡基本上沒有任何繼承關係。其中有日據殖民的懷舊感恩者，有美式民主做為普世價值的頌揚者，有言及中共必然咬牙切齒者……或者，有類似近年流行於歐洲的所謂「波希米亞左派」或「魚子醬左派」者，前者浪漫新潮至上，後者則是有錢有閒者的人間遊戲。
當然，也不排除在某個幽暗的角落，在某個讀書會的小小空間裡，還存在著對社會主義有信仰，對世界革命有情感的零散個體。既不成「派」，也無「翼」可言，頂多只能說是「左仔」。
想想西部片的「牛仔」，曠野斜陽，一匹馬，一把槍，一個拉長的身影，孤獨，清冷，不受紀律，不愛組織……偶爾路見不平，也只能在荒鎮酒館，暗暗飲恨。
左翼如何可能
有國際左翼視野的人會問道：左翼在現今資本主義當道的社會，要如何實踐？如何抵抗？
對於這樣的問題，很容易放得太遠，想得太大，我寧願把它視為時事問題來思考。當今迫近在我們眼前的時事，就是歐洲的變局。歐洲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敏感地帶，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通常受到地域的局限（譬如中國歷來的改朝換代），一旦發生在歐洲，則小小星火常帶來燎原之勢。譬如文藝復興、宗教戰爭、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巴黎公社、兩次世界大戰、1968年5月學運、柏林圍牆倒塌……一個事件即足以預兆全球性的變局。
2015年，我們看到的時事，就是南歐的變局。
在希臘，正式成立不到兩年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於今年1月的國會選舉大獲全勝，取得執政地位。Syriza在政治光譜中被定位為「反體制」的組合，反私有化，反市場導向的政策，反對經濟鬆綁去管制化……簡而言之，反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既定內涵。
在西班牙，源自憤怒者運動的Podemos政黨（意為「我們能！」），成立才四個月，即在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取得超過百萬張選票，成為足以左右政局的大黨。根據2014年底的一項民調，Podemos在2015年11月的西班牙國會大選極有可能贏過兩大傳統政黨，取得執政地位。Podemos在政策上主張強化公共控制，扶助貧困，監控跨國企業財團的逃稅和政策遊說，重建平等和團結互助的的價值……這些基本上都是傳統左翼的核心內涵。
Podemos是街頭抗爭集結的產物，而掛名秘書長的伊格雷夏斯（Pablo Iglesias）才36歲，代表著憤怒的年輕世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位秘書長最近宣稱，其政黨的組織策略係以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為師。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創黨人之一，其著作多已譯成中文，台海兩岸閱讀者甚眾。他在經濟結構之外，強調思想文化對於政治領導權的關鍵性作用，揭露當權者藉由教育、大眾傳播媒體所建構的「虛假意識」對於勞動階級的宰制。而要轉變領導權，左翼知識分子必須組織起來，以「陣地戰」的概念長期準備，發展與社會上其他團體的合作關係，打破虛假意識，讓進步的思想文化得以生根壯大。
事實上，當代的憤怒者運動，從佔領華爾街、魁北克紅方塊運動、智利學潮、阿拉伯之春，乃至新一波希臘、西班牙、義大利風起雲湧的街頭抗爭，若要追本溯源，無疑是2008年從美國次貸風波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這波危機讓我們看到銀行財團的敗德以及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為金融資本服務的本質。人們發現，最惡劣形式的貪汙，不是來自政治領域，而是來自經濟領域。
這樣的場景透露出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當今的大趨勢就是鬆綁、去管制：彌平貿易壁壘、消除市場障礙、勞動彈性化、派遣化。工會做為制衡資方的力量日見衰頹，財團的營利手段卻幾乎不受局限，責任幾近於零，類似雷曼兄弟以衍生性金融商品欺矇套利的行為遂不斷發生。經濟思維滲透到政治，經濟行為模式成為政治運作模式。在泯除市場障礙的同時，也模糊了「公」與「私」，「商品」與「非商品」之間的分界。亦即，是任由市場來決定國家的價值觀，而不再是以公共的價值觀來決定如何使用我們所創造出來的財富！
新世代憤怒者運動所面對的，正是這樣的晚期資本主義。而希臘的Syriza和西班牙的Podemos代表的正是翻轉既定體制的新生政治力量。要如何實踐？如何抵抗？如果葛蘭西的思想可以開啟新的運動思維，那麼往昔的左翼資產或許也可以因應時代的需要而重新綻露光芒。
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東歐集團瓦解，固然有美國學者福山以「歷史終結」慶賀之，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從此定於一尊。另外一個觀點則是認為，以馬克思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思潮反而得以因此從官方的束縛解放出來，從而獲得解釋世界、改變世界的真實力量。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的考驗，也是對社會主義能量的鑑識。歷史，才剛要開始。
林深靖，生於台灣嘉義縣新港鄉。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現代文學碩士、巴黎第八大學歐洲研究所。曾任歐洲文教基金會研究室主任、民主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開南大學推廣部台北分部主任、陸委會諮詢委員。現任「新國際社會理論與實踐中心」召集人，國際組織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