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四至今近三十年的時間裡，關曉榮像一個時間的追跡者，他追蹤找尋少年如何變成中年，中年如何變成飄搖老年，老人又如何消逝。他追尋與記錄的，彷彿不是人的容顏，更像是生命的見證。
文 / 楊渡
(一)
基隆八尺門的原住民會館二樓，展示著關曉榮的八尺門攝影展。一張一張當年在《人間》雜誌那麼熟悉的面容，那種有著「人」的「溫度感」的照片，彷彿在召喚一個逝去的年代。
「後來，這個孩子去哪裡了？」我指著《人間》創刊號那一張彷彿吉普賽人的阿美族少年照片。那個少年有著害羞的笑容，頑皮明亮的眼睛，異國的面容，輪廓極其鮮明，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
「啊，這個孩子長大後，據說是在海邊的山崖上，墜落而死。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了。」曉榮說：「不知道是不是與黑道的糾紛有關，或者什麼原因，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吧。」
照片裡，那個幫爸爸提著酒瓶子的孩子，那一個站在漁船頭的青年，午夜流淚奔走的那個媽媽，坐在港口邊寫功課的男生，從門縫裡探出頭來的小女生……。
那一雙一雙的眼睛，彷彿在追問著：啊，我們都到哪裡去了？
在時間的盡頭，我們都到哪裡去了？
從一九八四至今近三十年的時間裡，關曉榮像一個時間的追跡者，他追蹤找尋少年如何變成中年，中年如何變成飄搖老年，老人又如何消逝。他追尋與記錄的，彷彿不是人的容顏，更像是生命的見證。
關曉榮在追問：在長長的時間中，在時間的盡頭啊，那生命的最後，是什麼？
(二)
關曉榮的照片，召回我們遺忘已久的記憶──《人間》雜誌和理想主義的年代。
「我們抵死也不肯相信：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心靈已經堆滿了永不飽足的物質慾望，甚至使我們的關心、希望和愛，再也沒有立足的餘地。不，我們不信！因此，我們盼望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人間》雜誌發刊詞裡，陳映真如此召喚著。
在復興南路那安靜的巷子裡，在那被書籍與圖片堆滿而顯得凌亂不堪的編輯部，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無論什麼時間，即使是午夜，彷彿隨時有人剛剛從遠方採訪歸來，還在熱血的討論著在山上部落的所見，還在爭論著社會運動現場的衝突，還在為圖片與故事要如何寫作編輯而爭個不停……。
然而，無論如何的爭論，我們彷彿都會回到那一句話：
「人應該怎麼活？人這樣活著可以嗎？我們的生活這樣下去對嗎？應該怎樣活著，才算是真正的活過？」被我們稱為「大陳」的陳映真，總是用一種彷彿自省的情感，不斷的質問著。
那時，《人間》雜誌的同仁，帶著攝影機，帶著一顆熱血的心，去原住民的部落，看最底層的生活面貌；去濁水溪的源頭，看台灣生命的根脈如何流淌，從高山到城市，一路走向被污染的道路；去監獄裡探視被判決死刑的湯英伸，到部落中追尋一個純真的孩子，如何變成殺人的兇手；去鹿港，看社會運動如何從最古老的小鎮發起，捲動整個台灣社會……。
不僅是那些大的議題。它更深情的凝視著偏遠的、角落裡的、不被社會所看見的人物。「人間燈火」曾照亮了多少陰暗的、不為人知的小人物的內心，他們的感傷與深情。
那些年，《人間》彷彿是社會的良心，在台灣各地奔走流浪，采風記錄，寫作見證，召喚行動，召喚人的良知良能…。
作為《人間》雜誌創刊號封面故事的〈八尺門〉系列，是一個典型。曉榮默默在八尺門記錄拍攝，一起喝酒，一起流淚，來見證一個民族的流離遷徒。
寫完八尺門的報導，為了存一點錢，曉榮老老實實的在《時報新聞周刊》上了兩年的班，靠著存下的一點薄薪和朋友的協助，去了蘭嶼，開始他為期一年的駐地記錄。那一年的蘭嶼，原本平靜無風的遙遠離島，竟因他的到來，捲動起反核廢料的風潮。這故事，已是另一則傳奇了。就讓它留給下一本書吧！
無論八尺門或蘭嶼，曉榮都不只做一個報導者，他是長時間的凝視者，一個用鏡頭和時間對抗的詩人。他想記錄的，不僅是社會的真實生活，更準確的說，是想凝視在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競爭社會裡，弱小者要怎麼生存下去？人的尊嚴，要如何保存下來？被傷害被侮辱的生命，會被捶打成什麼模樣？卑微的希望，還要掙扎到什麼時候？而我們，做為旁觀的他者啊，我們摸著自己的良心，更要問一問自己，我們還能做什麼？
關曉榮最常常質問自己的是：如果我不能為八尺門、蘭嶼做什麼，如果不能長時間的關懷並參與改變的行動，那我和觀光客把他們當做消費的對象，有什麼差別呢？他的自省，成為自我鞭策的動力，成為最深沉的關懷，也讓他超越攝影者，而成為社會行動的力量，召喚著更多人的參與。
然而，在歷經近三十年的光陰之後，曉榮回顧八尺門，重拍著當年他鏡頭裡的人物，卻讓人深思著更深一層的課題。更徹底一點的說吧，他其實在凝視著，在逼問著：在時間的盡頭，人最後還剩下什麼？在時間的盡頭，人是什麼？而當年那一顆溫柔敦厚的心，那召喚著「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的理想，還在嗎？
難道在名牌的消費，在手機的滑動，在眼球的茫然飄浮中，在自我凝視的自戀裡，就這樣把生命過了？難道人可以不用互相凝視，互相關愛，而活下去嗎？
看著曉榮的攝影作品，我一直回想陳映真的那句話「人應該怎樣活著，才算是真正的活過」？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所謂「筆法」，曉榮的攝影毋寧是內歛、節制而深情的寫實主義者。他去掉了誇張的線條、渲染的鏡頭、情緒的波濤，只留下人的面容，那些充滿力量的、受苦的、憂愁的、歡快的、平凡而平實的面容。
(三)
關於關曉榮的攝影與性格，我想說一個故事。
說一個一九八六年秋天的故事。
那是炎熱的下午。高雄。一條平凡的街道邊。
曉榮和我站在一排兩層小平房的騎樓下，時而坐在機車後座，時而站起來觀望，抽著菸，無奈的繼續等候不知道會不會歸來的主人。
那時核電廠還是與秘密發展核子武器連結，是高度國防機密。為了採訪三廠，我用盡苦心，才找到死於癌症的核三廠員工名單，同時找到一名願意接受採訪的死者家屬。然而，好不容易才答應採訪的家屬，卻讓我們等待再等待。
許久之後，那幾個婦人中的一個，終於走過來了。她的身後，跟著兩個孩子。
「你們來很久了吧？」她說。「我其實早就看到你們的，可是，我不知道該不該出來接受採訪，我很怕，很怕再想起那些傷心的事……。對不起，讓你們等這麼久。」
「啊，沒關係，我們會等妳。」
她回到屋子裡，緊張的情緒還無法平復，隨著慢慢的訴說，她談起丈夫在一個早晨，出門到核三廠去上班，那天傍晚，她接到公司通知丈夫危險，於是趕到恆春基督教醫院，不料丈夫只是無力的問她吃過飯沒有，不久就陷入昏迷。她到處奔走，醫生束手無策，只一聽說她丈夫在核三廠上班，就都搖頭了。「五臟，壞了四臟啊！」醫生嘆息說。丈夫死後，她帶著孩子生活，求助於核三，卻無法得到工作。她一邊說一邊哭，哭得毫無辦法。她怕傷心，不敢回憶，未曾說出來過，一直壓抑著，如今是第一次，終於哭出來了。
曉榮在旁邊拍著拍著，眼眶也紅紅的。他看我雖然無淚，但壓抑而難以平復的模樣，於是和那死者的妻子說：「這樣吧，妳能不能拿你先生的照片，讓我們來拍照。」
「啊？」我心中想，這樣激動而不能自己的婦人啊，你叫她如何承受？
那女人於是不斷拭著淚，把遺照拿出來，又哭了一陣，才把照片抱在手中，和兩個孩子站在一起，拭去眼淚，安安靜靜的，望著鏡頭，拍了一張「全家照」。
晚上，我們在一間小攤子喝酒，叫了一盤鳳梨鯽魚，也沒吃下什麼，就喝去兩瓶參茸酒。我忍不住問他：「明明她已經很傷心了，你為什麼叫她拿照片出來拍？這樣有點殘忍啊！」
「我也拍了許多她流淚的照片，可是那些照片只是流著淚。她的傷心，她的控訴，不是只有眼淚。唯有拿著照片，拿著那遺照，那才是真正無言的、有力的控訴。沒辦法，我只能這樣啊！」
後來那照片在《時報新聞周刊》登出來，那樣平實的、沒有眼淚的全家人面容，配合一張遺照，是無聲的控訴，卻是如此撼動人心！
有時，悲痛到了極致，是不會有眼淚的。而唯有沒有眼淚的悲痛，才能傳達那極致的痛啊！我終於明白了。
曉榮的攝影，讓我了解了拍照不是只有情感，而是更準確的傳達出人的內在精神。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所謂「筆法」，曉榮的攝影毋寧是內歛、節制而深情的寫實主義者。他去掉了誇張的線條、渲染的鏡頭、情緒的波濤，只留下人的面容，那些充滿力量的、受苦的、憂愁的、歡快的、平凡而平實的面容。
(四)
大約有那麼兩、三年的時光，我們在《時報新聞周刊》搭檔共事。我採訪，他攝影。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那些年，我們踏訪過鹿港反杜邦、新竹李長榮化工、林園工業區、桃園鎘污染、南投檳榔園、高雄拆船廠等。我們常常笑稱彼此像《虎豹小霸王》電影裡互相掩護的那兩個傢伙，總是和官府對抗。而後他去了蘭嶼，我留在島上，繼續採訪，作為他的後勤支援。例如幫他找地方發表報導，支援反核廢料的抗議布條與幻燈片，去蘭嶼找他喝酒等等。
那時的我們都還年輕，不知道這些採訪要延續多久，這樣採訪和見證，除了某種對不公不義的控訴，對卑微者、弱小者的支援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很多時候，我們苦悶欲死，在街道邊喝醉了酒，互相吵架，或者找人打架來出氣。
然而三十年過去之後，回頭看著這些照片，我們最終知道了，生命所給我們的時間如此有限，我們所能做的採訪，我們所能記錄的事件，我們所能見證的時代，可能也只有這些。我們曾用這個見證當武器，去控訴壓迫，去追求正義。然而，我們到底留下了什麼？
最後，我們發現，歲月已經帶走了曉榮鏡頭裡，那個披著風衣彷彿吉普賽人的阿美族少年，而那個幫父親提著酒瓶子的孩子，已經是好幾個孩子的父親。
然而，都市原住民的故事，並未改變太多。阿美族人只是從八尺門，流浪到三鶯部落，那些流離漂泊，依舊重演。
我們以為故事還很長，但已經不是我們在訴說，而是時間在說故事了。曉榮的鏡頭，彷彿站在時間的盡頭，那一雙沉靜的眼睛。凝視這人世，凝視這流離的命途，凝視這民族的漂泊，凝視即將消逝的光影，凝視那已然離去的青春……。他凝視，而且見證。
現在，出版這一本記錄了近三十年的八尺門攝影(編按 :《八尺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南方家園出版，2013年)，仍讓人深深感動。如果可以用幾句話來形容曉榮的作品，而且有所期待，還是《人間》的發刊詞：「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
楊渡，1958年生於台中，曾任媒體記者、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現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著有《南方》、《天安門紀事》、《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刺客的歌──詩集》等散文、詩集與報導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