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威儀
伴隨佔領中環、雨傘運動以及除夕夜旺角街頭警民衝突的餘溫，在近年香港社會運動強度增加、警民關係愈趨緊繃之下，閱讀警察影像的路徑也愈形複雜起來。
自2009年反高鐵運動開始，從事新聞攝影工作的楊德銘，在各種示威活動的採訪現場觀察前線警務人員，開啟了他對警察身份與權力階級建構的問題意識。有別於一般新聞媒體記者在攝影表現上往往難以脫去的職業習性──強調新聞性與畫面張力的報導敘事傳統，楊德銘擅長以切片式、特寫的鏡頭進行影像速寫，並運用閃燈直打的投射光源營造人間的劇場感，配合他對細節捕捉的敏捷視線，將大量從現場抽離出的喻意情節，轉化為一種現象表徵。
《Yes Madam, Sorry Ah Sir》的創作型態可追溯至其早前的創作系列《花非花》(2009) ── 對於香港花卉展的觀展遊客與沙龍攝影呈現的美學消費帶有調侃意味的作品。楊德銘對於現實世界一貫的幽默嘲弄，實際上來自他對社會價值結構的挑釁。在《Yes Madam, Sorry Ah Sir》中，他試圖解構「警察」這個象徵絕對制度化、紀律化、代表公權力並具備嚴肅性與威嚴性的特殊職業。他拍攝警察的日常狀態──像是啃漢堡、清理狗糞箱、掛著Hello Kitty可愛水壺，以及各種令人發噱的古怪動作與窘態瞬間，執法者的凡人性格和集體主義中所存在的荒謬感，在他的照片中被突顯出來。
過去在香港電影裡，已有為數眾多以「差人／警匪」為主題的類型電影與戲劇節目產出，賦予香港警察形象多層次的視覺文本參照。從上世紀《警察故事》系列的陳家駒，到本世紀初《無間道》系列的陳永仁與劉健明，警察的性格描寫經歷了連串的建立、祛魅與顛覆。
然而，在近期香港不平靜的政治局勢所帶來更為頻繁而激烈的抗爭衝突波瀾裡，由於立足點的歧異，警察與抗議者從而形成「國家合法暴力機器」與「暴徒」的相互指控，進行著「究竟誰是真正的暴力」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立場對抗。而在一波波擴大乃至流血的衝突對陣中，警民關係從原本的「保護者－受保護者」角色轉換為「壓迫者－受壓迫者」的對立關係，使得近期在運動過程中甫經歷連串暴力衝突事件的香港人，對於觀看與思索「警察」的存在，有著更為切身而複雜的現實感受。這是《Yes Madam, Sorry Ah Sir》出版的當下背景，也是在閱讀楊德銘的照片之時無法迴避的隱含軸線。
特別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年輕世代對香港警察的視覺記憶，有很大一部份來自於手執警棍盾牌、胡椒噴霧、M870霰彈槍，穿戴頭盔、防毒面具，以及高舉「速離否則開槍／警告催淚煙」大型旗幟的防暴警察。「警察」在許多反抗者與本土派眼裡，愈發像是一個捍衛統治者利益、穩固建制派秩序的團體，進而在運動論述中徹底成為一個「他者」——一個需要對抗的、團塊化的標靶。
在《Yes Madam, Sorry Ah Sir》中，警察是一個被客體化的觀看對象，但楊德銘排除了建構「善－惡」二元的簡單套路關係，在他採取去脈絡、跳接與拼貼的表現策略下，觀者幾乎無從辨識現場事件背景，也無從確認敵我關係並給予立場和道德評判，僅能做為一個單純的旁觀者，直面警察的本質塑形——平凡人如何在集體化的身體規訓下逐漸成為機器——在某些照片中，看得到臉的個別警務人員呈現著會吃、會笑、會發呆的人性樣貌，但在裁切面部表情、只以特寫框取肢體的照片中，又暗示著這些姿態裡潛藏的機械化與標準化的身體感。
同時，在楊德銘細碎、局部、片斷化的視覺抓取裡，照片裡的人、事、時、地、物皆存在著浮動感與不確定性，其曖昧和模糊，讓人始終無法明瞭警隊的目的與行動（而照片裡警察在監視、對峙、驅離、逮捕的又是誰？或者，將會是誰？）。這層無從掌握的信息與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卻似乎對應了香港社會當前存在的不安與無力感。
雖然詼諧幽默一直是楊德銘創作的路徑基調，但作品中的揶揄表達與刻意俗艷的色彩飽合，以及楊德銘為這本攝影集的眾募活動所親自擔綱演出拍攝的宣傳影片，不免使我聯想起九七香港政權移交前影視圈曾出現的「無厘頭」表演，當時在邏輯跳躍而世俗化的搞笑喜劇中，港人得以略消對於迎接不明未來的焦慮情緒並試圖自我療癒。以香港現下的社會情勢發展來看，是否我們很快又將再度需要更為戲謔的方法，來面對壓抑的今日與徬徨的明日呢？
《Yes Madam, Sorry Ah Sir》是在近期香港眾多社會抗爭影像表現裡切點獨特並蘊涵反思意義的一個系列，在香港風起雲湧但晦暗未明的社運進行式中，更似一部現代的政治寓言。夜裡行文至此，又逢「反釋法遊行」在中聯辦外德輔道西的警民衝突，令人不禁擔憂，楊德銘作品中所提示的權力遊戲，會否將無止境地搬演重現……。
本文收錄於《Yes Madam, Sorry Ah Sir》(楊德銘，Brownie Publishing出版，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