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攝影中心的非正常化與台灣攝影史的缺席
文──陳佳琦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攝影中心」）已經在台北正式開張營運一年多了，回想該中心早自2015年即展開籌備工作，一開始由國立台灣博物館執行，2019年相關業務再納入國立台灣美術館旗下。開館至今，已經推出了許多展覽，並執行有典藏、出版與教育推廣等工作。不過直到今天，這一原受外界高度期待的攝影機構，雖然有一個博物館的形貌，不但仍未擁有獨立的預算與編制，甚至在文化部的附屬機關之下也根本沒有一個叫做「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的單位，連籌備處都不是，可說是身份不明。
如果說，這是一個有時程預期的過渡時期，尚可理解。然而，目前看起來，攝影中心彷彿無法離開過渡期。究竟攝影中心應該往哪裡去、怎樣做？開幕至今經歷三任國美館館長，卻仍看不出來有何具體作法和應對。
根據筆者近兩年與該中心的接觸，觀察到攝影中心可說是以極少數人力去撐起一個全功能型美術館的架構，不僅國美館研究組組長必須身兼攝影中心主管，而做著一般博物館機構正職人員工作的也幾乎都是掛在攝影中心計畫項下的專案型助理，人力吃緊不難想像，致令不少曾有志於中心發展的年輕人相繼離開，同一業務也時常更換承辦人。毋需筆者贅言，撐持起一座博物館的最基本要件，是博物館的基本人員，然而這些「人」，在攝影中心裡並不存在。
當然，攝影中心一直以來不是沒有努力，出版了一冊冊攝影家專書、也舉行了近十檔實體展覽，背後有著很多工作人員的心血付出。然而，卻也不免讓人困惑，長期以來無法開展研究能量的攝影中心，卻將工作重心大量放在書籍與展覽等「可見」的業績、而非建立於長期調研之上，感受不到這些工作背後是否設定了相應的攝影史問題意識、或是有意義的研究方向之錨定與持續積累的動能；反而，不論在展覽或出版方面，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之後，仍存在許多問題。
以「台灣攝影家」叢書為例，這套書長期以來委由代編業者承辦，但對於攝影家的選擇、出版的順序性卻不明確，再加上工作時程的緊縮，缺乏調研的時間，甚至是否針對不同攝影家的個別狀態深入考慮可能的寫作方向也令人疑惑。結果，即便設立研究主編制度，也仿效了學術審查制度，但其實在於史觀討論、稿件修訂等溝通對話都很困難，對審查與寫作兩方都產生了諸多無謂的壓力與難以協作的狀態。
而在展覽方面，從開幕展「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視」說起吧，這可能是一檔常設展規模等級的籌劃，並以「台灣攝影首篇」這樣的副標彰顯宏圖，但在展場之中卻只見到（遠遠多過於台北館本身極為有限展示空間所能負荷的）大量物件被集體並置，但真正關於「台灣攝影的歷史」卻無法在展場中有效引導與說明。許多可以映現攝影技術與發展歷史的檔案，彷彿只是展覽中的景觀之一部分，它們無法說明自身，也無意讓觀者理解展品脈絡與身世。通常面對不曾現身的新出土史料，最需要的應該是平實的解釋與知識的生產，但這項展覽卻硬是疊加一層後設的當代藝術創作當作對話。但當代藝術能夠取代歷史研究不足的問題嗎？或著，這兩者也不應該是替代與消除的關係。只是在這樣的一檔展覽之中，意味不明的新舊並置與過多展物陳列，不僅製造過量的訊息也偏斜了展覽的重心。
隨後的「台灣的模樣」展覽，一樣以大型架構和數量龐大的照片框取一大段戰後時期的攝影作品，但是展覽初衷卻存在一種與攝影主體相悖的論述。其無意透過這些影像探討戰後的攝影表現，反而企求在圖像內部找尋熟悉的鄉土情懷，並以情感召喚的方式打造一個共同的歷史感與共同體的想像。如此看似親民的作法，實則訴諸圖像之中的「老台灣」，同將回到「將攝影等同現實」的傳統觀點之下的「老照片展」訴求，也未能掙脫策展人主張的「不爲懷舊思古」。這樣的展覽不是不好，但不免令人感覺會不會更適合以歷史或外交宣傳為宗旨的場所？一旦出現在攝影中心時，不免讓人困惑，這個以「攝影」為名的中心，究竟怎麼看待「攝影本身」的呢？
接著，「婉風流轉時」與「凝光：2022台灣攝影家百歲紀念展」兩個展覽，就更讓筆者感到遺憾。前者表面歌頌女性，卻處處顯露極為落後的性別觀點，當展覽企圖呈現台灣攝影家的女性之美的同時，卻忘了探詢最基本的問題：女性攝影家的缺席，以及女性作為被攝者的普遍現象。「婉風」所展示的女性形象作品恰好揭露了過去攝影學會的外拍文化，那既是一種以男性為主的聯誼活動，也是一種學會吸收成員、凝聚組織的方式，無疑地，這是過往以男性為主導的攝影風潮，在過去的傳統觀念下自然也有潛藏的沙文觀點。然而身處現在的我們，一旦需要回望超過半世紀前的歷史，根本毫無必要遮掩這些性別議題，反而應將其視為正視過去攝影文化、並且重省的機會。可遺憾的是，「婉風」不僅沒有認真面對攝影史的議題，還持續複製這些性別刻板印象，更用所謂文學跨界手法規避展覽本身之於問題意識上的蒼白與無力。
隨後的「凝光」展覽也很奇怪，僅僅以「百歲」此一共通性匡列三位不同族群與出身的攝影師，除了年齡之外難以找到任何共通點，或是可以並列比較的立論基礎，這樣敬老式的推崇與歌頌感覺十分前現代，幾乎讓人懷疑自己是否身在21世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展覽主軸幾乎忽視與辜負了這些攝影師、在作品與攝影史意義上所擁有的、更值得被探討與關注的面向。
近期的「鏡像世界／映像人間：80後的當代攝影藝術」則從標題就讓人不解，因為「80後」通常意指1980年代後出生的人，但這個展覽其實要說的是「80年代以後」的攝影；此外，標舉年代斷分通常意味年代有其特殊意義，但在這個展覽中的「80年代之後」的作品，卻未明顯呈現此一斷代之於攝影史或攝影家個人創作歷程上的特殊意義。例如，80年代的柯錫杰與張照堂，和70年代的柯錫杰與張照堂有什麼不同呢？當展覽以普世性的人間、社會等大主題為分類，再籠統地由1980涵蓋到2000年之後，以前輩與年輕藝術家作品共冶來描繪出「當代影像藝術」的轉變與生成，並著重展現攝影的技法，然而整體的展示架構卻沒能說出這是怎樣的轉變與生成。展覽本應勾勒攝影觀念的變化與節點，反之卻持續以傳統拼盤的方式將新舊世代跨類型並陳。
綜觀攝影中心歷來展覽，縱使在展示手法上有各種創意與努力，但卻難掩對於展覽議題、問題意識的設定等等之於展覽本質的無能為力。這樣的作法不但會是各種時間物力的耗費，還有更可惜的是：議題上的浪費。筆者觀察到這兩年內的展覽中，藝術家與展品的耗用程度之高，比如，李鳴鵰至少已出現四次、林壽鎰至少三次，80年代末張照堂所架構的戰後寫實風格前輩攝影師，也有頗高的出現頻率。就藝術生態而言，一旦展覽主題開不出新意，展覽論述也無力支撐其意義，創作者又一再重複，這可能並不是一件好事，也可能同時削弱展物與創作者曝光現身的價值。同時，這也正凸顯出攝影中心對於當前展覽的無章法與無策略。更令人難過的是，許多展覽無法讓我們看見攝影的主體性，也無力回應或推進台灣攝影史的論題。台灣攝影史不僅缺席，更甚者，反而可能是用照片去附和各種廉價而流行的議題。
行文至此，本文無意責難任何策展人與館員，許多外部協作者也幾乎都像是救火隊一般地完成了諸多不可能的任務。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攝影中心在經歷長期的籌備和營運之後，繳出了許多讓人看不見攝影態度的展覽呢？
筆者此一提問並非將自己置身於外，反之，一部分答案可能在於國內攝影研究的風氣仍然不夠興盛，也沒有充足的累積所致。沒有深厚的基礎，自然難以具俯瞰性的視野與產生歷史轉譯的可能性。顧錚曾指出能夠推動攝影發展的展覽，至少有三方面應該認真予以思考：提出對於攝影表現的新方向、能夠進入攝影史的展覽，以及以展覽的方式梳理攝影史。攝影中心應該將這些納入對展覽的自我期許之中。
衡諸攝影中心從推動到成立以來，文化部很像是受著民間力量之裹挾而不得不推動執行，在此一過程中，不論台博或國美館，彷彿都受到許多來自民間或上級單位的壓力，而不得不執行各種交辦任務。即使擁有正確的目標，但如何執行、如何把對的事情做好，更非易事。民間有時空有期許、但很難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而公務體系內部基於職責之制約或恐懼，也無法將真正問題反映出來。間中的拉扯，似乎形成了一種大家都不想真正面對問題或不知道問題在哪裡的狀態。攝影中心走到現在，在筆者眼中有時頗像三不管地帶兼大型情勒現場，內部沉默，外部不解，但是為了績效與宣傳種種運轉仍須持續。
與此同時，倘若是對台灣攝影有所關懷的「民間力量」，也許更應該面對的是，在台灣的現有環境下，自身的研究能量何其不足。這些能量事實上並無法召喚起體制內足夠的重視與了解。
而退一步想，倘若攝影中心的良好運作仍有困難，那麼也許應該面對現實，未必需要成為一個全方位的攝影博物館，而是重新思考成立一個務實的專責單位，一個小而美的研究典藏機構，可能會是比推出氣派的展覽更重要的事。長遠來看，國家的攝影中心不應該只是一個彷彿博覽會或藝廊，或是變成以活絡產業和培植創作為主的單位，雖然這些也很重要，但絕非首要。甚至應該先專注在文物搶救、徵集、典藏與研究為重，只有備齊彈藥庫，才有做展覽與各種可見成果的資本。
對照90年代紛紛成立的國立台灣文學館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有些使人感嘆的是，攝影並不像文學與歷史學科，因為涉及文化認同與意識型態之需要，在相應的機關成立之前已有基礎研究成果的積累，同時也逐漸受到重視且於近二三十年慢慢成為顯學。當年這些機構在一定條件成熟之下、順勢推動成立，在前期也各自遭遇不同的急迫與混亂階段，然而觀察它們近二十年來的路徑，終究是需要各個階段的首長與主事者分別在不同階段有所付出與耕耘，才有如今的規模與成熟度。
攝影史的論述與積累、攝影中心的成長，假如到了今天依然不能放在一個更長遠的規劃與想像的視野之下、一步一腳印地紮實前行，那麼，眾人可能再繼續呼籲個三十年，仍會繼續同樣停滯在目前這樣一個不上不下的狀態。每一個機關的穩定，必然要有無數人為後世奠基，一步一步向前推。攝影中心的主管機關與主事者如果是真心想扶持蹣跚的台灣攝影史一把，那麼最重要的階段性任務究竟是什麼，也許才是現下最值得探問的事。
陳佳琦，2015-2016年台灣博物館「台灣攝影史綱研究計畫」成員、2017年台灣攝影家《黃伯驥》作者、2018-2021年「台灣攝影家」部分專書審查委員、2019-2020年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搶救攝影資產諮詢會委員、2021年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發展方向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諮詢委員。
發佈日期 | 2022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