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莉耶拉．阿依莎．阿祖萊
I.
上面這張加薩「之前與之後」對照的照片，作為擊敗哈瑪斯的勝利象徵而在以色列流傳。如果加害者將這張照片視為其犯罪的證據，它早就會被查禁，以免成為對加薩進行空間滅絕（spaciocide）的證明。然而，這張照片卻被得意地散佈著，宣告著巴勒斯坦人不能再在加薩市的阿勒－拉希德街（Al-Rashid Street）上行走，更廣泛地說，他們不能再回到加薩北部，此處已成為一塊沒有巴勒斯坦人的領土。
「立即停火」、「解除封鎖」和「停止殺戮」是對以色列在加薩進行轟炸與毀滅行動所發出的緊急呼籲，旨在立即終止此一暴力行為。數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街頭和社群媒體上為此發聲。然而，這樣的呼籲卻被西方的自由政府以及從學術界到醫療組織的機構領袖拒絕。他們將「停止殺戮」這種最低限度的要求，變成是具爭議性的主張。事實上，為了說服世界相信對加薩的暴力行為並非種族滅絕式的，西方政府和機構展開了一場意識形態的恐怖運動，將反猶太主義的指控武器化，用來對付那些反對這種說法、並拒絕將猶太人與以色列人混為一談之人。
種族滅絕（genocide）並沒有單一的影像；然而，經過時間累積所製造出的多種影像，卻可以用於反駁那些否認某一群體被種族化、並被轉化為種族滅絕式暴力之對象的討論用語。我的出發點是，當某個群體被轉變為一種「問題」，並以驅逐、集中、強迫脆弱化、監禁、謀殺、破壞與滅絕等暴力「解決方案」來對待時，就能被認定為種族滅絕。種族滅絕式政權是一個生產、培育、交易及合法化這些暴力形式的體制，它同時將其公民社會化，讓他們相信這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與福祉所必要的手段。在過去幾週，我們就目睹了巴勒斯坦人在加薩所經歷的種族滅絕。
與此同時，以色列的宣傳機器已經發起了新一波行動，試圖壓制那些拒絕接受其敘事的人，這些敘事與人們在非西方媒體中所看到、聽到、記憶和思考的內容相悖。以色列政府利用十月七日拍攝的照片和影片，來製造對於加薩以及更廣泛所稱的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式暴力的認同。一段長達四十七分鐘的照片加影片的合輯，已在四十個國家私下為同情以色列的記者、政客和遊說人員播映，旨在爭取全球支持用種族滅絕式暴力對付巴勒斯坦人，並加強全球的恐嚇與懲罰運動，來針對任何反對或者「誤解」這場被認定為反恐戰爭（一場主要針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戰爭）的人。
影像並無與生俱來的真理；它們和參與其中的群體共存或對抗。雖然十月七日的影像令人痛心，其刻劃的暴力無法挽回，我們卻能給予關注。針對生活在牆另一邊的人引發的暴力，與種族滅絕的狀態是分不開的，它必須被重構，將它和在河與海之間所拍攝、卻遺留在每一幀影像圖框之外的東西聯繫起來。對以色列人施暴的影像被當作武器，來合理化以色列回擊的關鍵之據，這一事實本身就是針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明證。
透過發動影像戰，以色列企圖否認、混淆和擴大其暴力，這絕非新鮮事。自1948年立國以來，這一直是該政權的工具，當時使用種族滅絕暴力來摧毀巴勒斯坦，即是透過影像來正當化的，而在這些影象中，為猶太人建立一個國家的「成功解決方案」在歐美帝國強權眼中是「贏的」。巴勒斯坦的毀滅，以及試圖將其埋藏於以色列國之下的行為—從而削弱巴勒斯坦人復原、補救與返回的可能—在河與海之間的空間中，強加了種族滅絕的狀態。這種狀態是定居殖民政權的固有特性。殖民者會不惜任何代價延續這種狀態，以確保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以及從他們身上剝奪的一切不被質疑。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人們所處的位置，無論他們個人對這種暴力狀況的態度如何。他們在位置上的差異，還有他們曝露於暴力的程度和時間長短，對影像政體而言並不陌生。
II.
頁首那張顯示「之後」的照片與近幾週在加薩拍攝的很多其他影像有所不同。其他的影像大多由巴勒斯坦人以手機拍攝，作為見證暴力和向世界發出警示的方法，主要拍攝的是受到迫害的巴勒斯坦人、他們的家園和機構。相較之下，此處的照片則將種族滅絕的狀況本身凸顯出來，這一點值得強調。這是一張展示一個地方的照片，其中的居民已遭除去—要麼被殺害、要麼致殘、受傷或被驅逐—僅僅因為他們是巴勒斯坦人。
在撰寫本文時，加薩的土地已遭受超過兩萬五千噸炸藥的轟炸—相當於兩顆核彈的威力—它們是由空中投下，以及由成千上萬名士兵射擊的炮彈造成，這些士兵未曾拒絕這一摧毀加薩整個世界之命令。士兵駕駛著坦克以帝國式行進去毀滅這些世界，其居民如果尚未被殺害，則會被迫離開。士兵正在與被妖魔化的哈瑪斯戰鬥，將其比作納粹，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但卻否認他們正在對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滅絕屠殺。但當然，我們不應被這種「之前與之後」的邏輯誤導，因為以色列的種族滅絕式暴力也銘刻在那張「之前」的影像之中。
在1948年以前，加薩並不是一條孤立的狹長地帶，其居民可以在整個大巴勒斯坦地區自由活動。然而，自1948年將加薩從巴勒斯坦其他地區隔離以來，即便是開放的海洋，也變成了由以色列海軍監控的邊界，限制了居民接觸海洋的方式。在當下的種族滅絕運動之前，加薩的難民人口中有半數以上居住在八個極度擁擠的難民營中，而這個狹長地區的高密度建設卻僅允許兩條幹道連接南北。如今，以色列軍隊摧毀了加薩，抹去了該地區七十五年來銘刻的記憶—強加其居民身上各種種族滅絕式「解決方案」所留下的傷口與疤痕。他們毀滅了「災難日」（Nakba）的地理檔案庫，並且第二次大規模地驅逐這些檔案實際上的保管者（即熟悉每一個細節的巴勒斯坦人），這些行為與種族滅絕式暴力相一致，旨在抹去其犯罪證據。
以色列摧毀此一世界，再將自己變成這片悲泣土地的主宰者，並擁有拍攝它的專有特權。他們的目的是確保沒有巴勒斯坦人能夠留下拍攝自己或加害者的照片。然而，儘管以色列的帝國目標在於壟斷其行動的意義，並將人類的多樣性排除在攝影現場之外，我們仍然能認識到這些照片所展現的罪行。我們知道，直到幾天前，這裡還有一個世界存在，直到它的居民因為身為巴勒斯坦人而被視為多餘的東西。我們看到坦克碾壓大地的痕跡，但也看到這片土地拒絕屈服與遺忘。我們聽到淚水、呻吟與哀歎。
儘管在海與河之間的土地上豎起了各式的隔離牆—包括十八年的軍事統治、阻止返回的邊界、由檢查站、圍欄和水泥牆包圍的飛地群島—以色列政權強加的系統性種族暴力與差別統治，影響並組成了所有居民的生活。只有灌輸謊言和軍事化的國家，才能造成這樣一種幻覺，讓人以為那些負責創造和維持此一種族體制的群體可免受其壓迫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對於其中被種族化的群體而言，曝露於暴力的程度顯然有所不同；然而，任何影響巴勒斯坦人生活的行為，同樣也會影響和危害以色列人。哈瑪斯在十月七日令人悲痛的襲擊並沒有改變這種狀態，而是將它揭露出來。
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激化的運動，將加害者的暴力本質化，來證成什麼是哈瑪斯，並藉此身份識別，來證成所有的巴勒斯坦人。由此，以色列人的悲痛被當作武器，用來繼續否認他們作為殖民者以及種族滅絕技術操作者的立場與行為。認可這一呼籲，並不是對襲擊的辯護或對傷害的輕視，也不是缺乏對受害者同情的證據，而以色列人往往傾向這樣解讀。反之，這是在拒絕遺忘假如這個具種族滅絕性和自毀性的政權不再存在，這場襲擊以及隨後的種族滅絕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們想要在此地想像一個沒有種族滅絕的共同未來，那麼承認十月七日以前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並反抗對他們的種族滅絕，是最起碼的要求。重建此地漫長的帝國歷史，是想像這個政權被廢除並將巴勒斯坦恢復為一個具人類多樣性的地方所必須的。我們必須記住，歷史並非始於十月七日。
全文請見《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
Issue 36: 福音視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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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 Genocide
by Ariella Aïsha Azoulay
For the full article, please refer to
Voices of Photography Issue 36:
Gospel Visuality: The Missionary Images Issue.
譯——程山
發佈日期 | 2025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