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Lee Wei-I, Founder of Voices of Photography
本文最初發表於2026年3月於日本東京舉辦的「ART FAIR TOKYO」之「Art and Film?」訪談系列,由non-syntax策畫。訪談文字之日文版及英文版請見FILM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rt and Film?’ interview series, curated by non-syntax for ART FAIR TOKYO (March 2026). Japa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re available on FILMS.
訪談──non-syntax
1.
────在雜誌多年出版的歷程中,你所關注的議題似乎經歷了某種轉向:從較多探討創作美學與實踐的方法,逐漸轉向影像、技術與政治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更為著重於一種具備批判性的影像本體論。你如何回顧這樣的轉變?它是否與某些特定的歷史時刻、技術條件或個人經驗有所關聯?
李威儀────我想這是由於我將所有創作實踐視為政治實踐,並將所有美學視為權力場的結果。我的關切主要是圍繞著視覺文化與影像政治進行探討,藉由每期雜誌的不同專題和單元延展開來,包含了文化、歷史、媒介、技術等等面向。針對創作實踐的討論是其中一個重要節點,但我的核心意圖不是提供美學賞析或創作指南,也不是要建立一個由藝術家專政的影像場域,而是希望透過我的「訪問者-書寫者-編輯者-設計者-出版者」等多重身分──以及一個不屬於任何攝影與藝術圈子的外人──之自我賦權,作為一種探問、介入乃至反詰影像論域的「參政」方法。如你觀察到的,我的編輯策畫近期更加側重在泛視覺政體的批判論析上,這是因為我對於台灣自身的影像發展歷程與相關視覺論題的追溯和探究興趣,有時無法僅從當前的創作及研究中獲得滿足之故。這類缺口帶來的反省,令我感到有必要更加著力於後設地分析成因,探查「攝影」的局限與理路,甚而由此和藝術家、學者或其他影像體制競進,形成開創及推進的力量。
2.
────除了作為一位出版實踐者,你也同步展開了自身的研究計畫,例如近年以台灣為視角,連結亞洲在冷戰時期以降的視覺考察。這樣的研究取徑是源於某個明確的經驗或事件而啟動?以及這之中是否存在一個關鍵時刻,促使你重新調整了對影像、歷史與知識生產之間關係的理解?
李────我投入出版和研究工作主要是想要回答我自己切身的問題和關心,並從建制的、優越的以及在相當程度上西方中心主義的當代視覺文化中,重新探尋自己與影像的關聯和位置。在台灣的我們多是以影像「後進」的角色自居,這是受攝影技術史及帝國主義邏輯影響所形成的結果,這個仿彿只能跟進的認識論,致使我們移除了對自身經驗的覺察和能動性,並忽略了所有我們向來被指認在攝影「歷史」中缺席的、不足的、被動的種種運作,才是我們需要積極考查的標的。換言之,我們的「失明史」就是我們的「視覺史」。我們應該要仔細會診造成我們變相「失明」的機制,才能理解影像、歷史與知識問題之所以發生的關鍵。而這是我在一個後殖民地、在冷戰架構的東亞第一島鏈、在當今驅動全球技術的代工重鎮之所在的台灣,出版這麼一份影像/視覺文化刊物所無從迴避的挑戰。
3.
────在你的出版實踐中,除了回應既有的論述體系,你也經常面對位於主流知識結構之外的資料考掘,例如那些尚未被正式歸檔、四散於不同場域的影像與文獻。作為一位近似獨立調查者的角色,你如何建立方法去辨識、整理並重新組織這些彷彿被遺忘的歷史素材?在此過程中,你是如何去「詮釋」與「報導」這些檔案?
李────我對資料的蒐集是源自於我對攝影和泛視覺文化事件的興趣。我沒有學院式的調查與研究方法學,只是把小時候剪貼報章雜誌圖片並重組為自己的視覺讀本的經驗延續,而如今擴大成了《攝影之聲》。我的歷史感知在資料蒐集與組織時,讓我特別留意所有時空節點之間的聯繫以及可能的潛在關聯。過程中,我們都需要抵抗誘人的傳統敘事、抵抗官方的詮釋圖說、抵抗制式的規格檔名⋯⋯,並予以謹慎地冒犯。當然,我們還需要反身地留意之所以存有「檔案」的意圖,並由此去設想「無檔案」的因素。
4.
────相較於這類長時間、深度的考掘工作,當代影像正處於一種在數位環境中高速流通的狀態。對你而言,一個被反覆調閱的檔案,與一則迅速被消費、通過的短影音,它們在時間性、政治性與知識價值上呈現出哪些關鍵差異?而你又是如何在出版實踐中回應這樣的張力?
李────如今我們已經被程式化為一連串服務於技術資本主義的數據,因此當前的關鍵在於:不是我們經驗影像,而是影像經驗我們;不是我們調閱檔案,而是檔案調閱我們;不是我們看短影音,而是短影音看我們。短影音在手機上滑動的整體樣態,事實上無異於膠卷滑動播映的迴路,只是漫延成永無止境的蒙太奇並營造出個人化的幻像。作為一種「流媒體」,它完全可以掌握我們同樣作為「流」的意識,並以密度和速度來壓制所有反應時間,填滿一切思維的頓點和空隙。在「超摩爾定律」加持下,政商巨頭的最終期待是以科技奇點取代印刷網點,因為作為心智產物的實體出版品是最不受控的類比領地。我不是盧德主義者,也並非不愛新玩意,我只是對於和當權者利益緊密相符而獲得瘋狂鼓吹佈署的技術一律保持懷疑──一如面對攝影。
5.
────在你長期對攝影與影像現況的討論中,亞洲作為一個知識與歷史的地緣位置,是否具有某種無法被西方理論完全涵蓋的特殊性?不同於學術研究者,當你引入或翻譯西方影像理論時,是將其視為一種分析工具,還是一個需要被轉譯、甚至被質疑的對象?從你的經驗出發,你認為當代影像研究應該具備何種閱讀與實踐的姿態?
李────前面我已提及過我所身處的文化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我是在二十世紀末後美援時期的「亞洲四小龍」社會中成長的,「攝影」稀鬆平常地活躍於日常生活裡,但作為末端影像消費者的我們對於影像的意識範圍,泰半止於觀景窗至快門、底片至沖印的操作表現路徑,而不成比例地忽視我們自己在全球影像產銷結構中所獲分配到的「代工-市場」角色。在我們最為熟悉的「攝影」認識論中主導的,大多是關於「產生影像」的視覺觀念與美感法則,而與我們實則更為相關的「影像生產」的勞動關係與歷史架構,則無法獲得等量重視,以致於我們誤以為自己落在攝影史之外,或是誤以為我們要追求的是這種看似更為優越但僅關注美學形式的「攝影史」,這類定義已造成我們的局限。引介國外的論述是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批判觀點參照,即使譯介自然有其本身關照的限制條件,然而思考「西方理論」也不能將其作為一種單純以地理劃分的價值判斷,因為即使是台灣也會生產出相當「西方」的理論,並且可能更熱衷於此。文化與知識解殖是一條漫長但值得邁進的道路。
6.
────若將你歷年所出版的各個書系視為一種逐步生成的「微型檔案庫」,你如何想像它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又或者說,一個「檔案」的意義究竟是如何被生產、被使用,甚至被重新書寫?
李────我希望它能成為反省、批判和抵抗的空間,它可以聚集微小的信念並成為變革的動力來源。
李威儀,影言社創辦人暨主編,2011年起發行視覺文化刊物《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並主編出版影像書系論叢,策畫攝影史論壇、工作坊及展覽,曾獲頒金鼎獎主編獎與設計獎,並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
Lee Wei-I is the founder and editor-in-chief of Voices of Photography (VOP). His work focuses on visual culture and history. Since 2011, he has published VOP magazine and edited numerous books and monographic series on visual studies. Beyond publishing, Lee curates photography history forums, workshops, and exhibitions. He has been honored with the Golden Tripod Award—Taiwan’s highest accolade in publishing—for Best Editor-in-Chief and Best Design. He also serves a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ICC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發佈日期 | 202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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