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時，老先生遞給我們一張名片——上頭印有飄揚的美國與中華民國國旗，邊上是一個美軍顧問團的「MAAG」標幟，旁邊寫著：「肯特馬修 Taipei Air Station」。
1942年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肯特．馬修（Kent Mathieu），在戰後隨著美國在遠東的軍事部署，1965年被派至台灣時，他才23歲。馬修上士在美國空軍的台北通訊站工作，並曾兼任美軍顧問團軍官俱樂部分部的經理。50年飛逝，滄海桑田。從軍中退休的馬修，現居夏威夷，卻時常「回來」台灣。他說自己無法忘卻當年在台灣的時光，那段正值青春年華的歲月，台灣對他影響很深。現在他75歲。（編案：訪問當時為2017年）
從2005年起，馬修開始蒐集整理過去美軍在台灣駐軍時期的資料與照片，建立了「TaipeiAirStation.com」網站與部落格，尋找美軍曾經在台灣留下的足印。他的網站漸漸聚集了很多彼時駐台的美國老兵與眷屬，分享自己在福爾摩沙的那段經歷。
以下的故事由我們訪談、馬修先生口述。這是一篇美國老兵的台灣故事，一段距離我們似遠又近的故事。
口述｜肯特．馬修
訪談整理｜劉蘭辰、李威儀
訪談時地｜2017年2月8日，台北
圖片提供 | 肯特．馬修／TaipeiAirStation.com
本文原載於《攝影之聲》第20期：冷戰影像．美國因素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Voices of Photography Issue 20.
1959年，我加入美國空軍，之後簽下志願役，在軍中留了下來，在佛羅里達州的第一空中突擊大隊（1st Air Commando Group）的人事處工作。1965年的某個上班日，有個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空軍總部的人打電話給我，「嘿，你被派駐到福爾摩沙囉！」他說。「什麼？哪裡？福爾摩沙？」我從沒聽過這個地方，身邊也沒有任何人知道福爾摩沙是在哪裡。
行前，我在佛羅里達基地的一間辦公室裡找到關於福爾摩沙的簡介手冊，那間辦公室有全球所有美軍基地的介紹手冊。冊子裡會告訴你新職務的相關資訊，並解答你的所有疑惑。這事已經年代久遠，不過我始終記得其中一條規定：禁止在那裡開紅色的汽車，因為紅色代表消防車輛。但我有一台栗紅色的車，我想把它運到台灣，所以我致電詢問是否能帶上我的栗紅色汽車。他們說，「沒問題啊，只有紅色的車子不可以。」「喔，好⋯⋯。」
我先是搭上一架軍用的民航包機，前往夏威夷，在那兒待了六到八小時，大概是幫飛機加油吧。接著，我們又繼續飛往關島，降落，繼續補充飛機用油。後來，我們飛抵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Clark AFB Philippines）。它是一座很大的美軍基地，大概距離馬尼拉40到50英里，現在也還在。我們在克拉克空軍基地時，有許多美國軍人要去越南，所以很多人來來去去，置物櫃整夜開開關關，「砰！砰！砰！」地發出巨響，讓人怎樣也睡不著。加上距離我在佛羅里達舊基地有11個小時的時差，我失眠了。基地裡沒有空調，真的很熱。停留約莫兩日，我們在基地俱樂部吃了點東西也喝了點酒。他們叫我們乖乖等著，隨時會告知我們啟程的時間。
就在出發當天，所有前往台灣的人被巴士載到乘客航廈，搭上一架Air America Douglas C-54運輸機飛往台北。在兩三小時的航程後抵達，我記得當我們在台北降落時，有些空服員，應該是台灣人吧，遞上了熱毛巾給大家。哇！熱毛巾耶！從沒有人見過這種場面，後來他們還提供了糖果和口香糖。
我們在松山機場後方的軍用機場下了飛機，幾位美軍從台北通訊站（Taipei Air Station）來接我，然後我們就沿著舊河道，一路從松山機場開往台北通訊站。那條舊河道如今已經被覆蓋了。以前台大校區還沒擴建的時候，我們會沿著那條路走，那條路好像會穿越現今的台大。當時附近還有一個加油站，現在也不見了。這就是我跟台灣的第一次接觸，我可以在河道旁聞到臭水溝的味道。
我在營區有一套自己的房間，全新的營房，有冷氣，非常棒！每個月只要付台幣十塊錢。但因為後來有其他新進士官兵入住，我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就搬到中山北路上的另一棟宿舍。這個宿舍是由外交服務處（Foreign Affairs Service Department）所管理，叫做「第二宿舍」（Hostel No.2），原址已成為現在的花博公園，那一區以前聚集了所有的美軍機構。
我搬進第二宿舍的雙人房，房間很大，跟隔壁寢室共用衛浴。但因為宿舍就位在松山機場的航道下方，所以睡覺時也可以聽到飛機的巨大聲響，震耳欲聾，聲音大到會搖晃整座建築，簡直要把我們逼瘋。我甚至同一夜裡兩度被吵醒而不自覺地往門口走，像在夢遊，很好笑。
室友和我最後終於受不了，所以我們又找了一處公寓，是一棟全新的建築。當時好像美金52元一個月吧，有兩間臥室，有瓦斯、水、電暖器，以及一間不錯的廁所。另外還有一位阿嬤，每天都會來幫我們打點屋裡的所有事情。我還記得以前台北的空氣中全是塵土，每天早上你都可以在我的車子上面，就著前一天留下的灰塵，寫出你的名字來。因為所有人都用炭火在煮飯，所以空氣簡直糟透了。但我一直住在那裡，直到1968年離開台灣。
我每天會開著我的栗紅色汽車，從中山北路一路駛到台北通訊站。當時街上只有腳踏車跟摩托車，除了軍用車輛以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汽車。我那時是空軍上士，在通訊室（Communications office）的人事部工作，處理所有通訊連繫、電話業務等等。我們的人廣布全台，通訊站是美國空軍第327航空師（327th Air Division U.S. Air Force）的總部，我們在谷關、清泉崗有基地，在新竹也有，在嘉義、台南、高雄也有一些人，還有些人在海岸附近。
我在台北通訊站一週工作五天，每六到八個月就必須在通訊站總部值勤，在辦公室過夜，以防任何突發狀況，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
與我在宿舍同寢的室友在台北通訊站的山區工作，他負責很多不同的輪值工作，同時也在美軍顧問團軍官俱樂部分部（MAAG Headquarters Officers’ Club Annex）兼差。因為7月4日國慶日的週末需要人手，他就提供了我一份兼職差事。因此，除了台北通訊站的工作，我也在俱樂部擔任夜班經理，做了兩三年，賺了些外快。這個軍官俱樂部的位置，就在現在的美國在台協會辦事處（AIT）旁邊，AIT以前就是美軍顧問團總部。
在俱樂部上班，我常忙得團團轉，我得確認派對、菜單、酒水飲料等等，但我不用安排節目，這些事會由辦公室的人去處理，我只要讓所有事情按照計畫執行，一切必須完美。此外，還得確認餐廳包廂，並且付獎金給在拉霸機贏錢的客人。另一個工作則是巡視廚房，以免讓苦力從廚房後門拿走太多食物，所以每次只要我一離開俱樂部，他們所有人馬上就會知道，真是有趣。
當然，我也得確認歌舞表演，一週好像有三個晚上有演出吧。表演者多是外國人，有時來自澳洲，有時也來自美國，但大部分的樂團是菲律賓人。我們的節目通常是音樂演奏和歌唱表演。俱樂部也有一個固定的駐唱樂團，每晚都有兩到三小時的演出。他們會演奏樂曲，非常輕的那一種調子，有些人可能會唱個幾句。那裡真是很棒的地方，他們也有最好的餐點。大部分客人是美軍，蔣介石的兩個兒子偶爾也會來，而且總是付我們舊美鈔。
除了俱樂部經理是美國人外，其他工作人員都是台灣人。雖然是台灣人，但從服務生、酒保，到理髮店裡的職員，大部分都會說英文。我記得有一個女孩在我們辦公室工作，她的名字是May Wang，她很喜歡我，每次見到我都會稱呼我為「Mr. Mathieu」，而我當時只不過是個年輕小伙子，她的年紀比我稍長一些。有一張照片是我和五位女士的合影，May是當中年紀最大的。我已經不記得其他女孩了，除了May。我常會想，她後來過得怎麼樣？她實在是一位非常好的女士。
在俱樂部工作的福利之一，就是每到星期天就能享受一頓大型自助餐。他們會準備一客超大塊的烤牛排！美軍顧問團俱樂部雖然看起來很舒適，其實它位於一棟老建築裡，但他們有很多錢可用，俱樂部裡有美麗的碗盤、銀製刀叉、餐巾紙、桌布，桌上還插了鮮花。一切一切都很美好。
當時的台北，整條中山北路一帶都有很多外事警官和美國大兵，因為酒吧都在那裡。六〇年代我剛來的時候，每天都有美軍從越南飛來台灣並待上個五天左右，這些人剛從越南打了六到八個月的仗，來台灣肯定會想過點好日子，好好放鬆一下。為什麼？因為這些人很多回到越南之後就再也沒有離開越南了。他們是躺在棺材裡被抬回家的。
這些人來台灣後通常都會去一個地方——「海龍俱樂部」（Sea Dragon Club），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只要一下飛機，就會有人帶著你坐巴士往那裡去，然後向俱樂部的人介紹你的身份和所有的資訊。他們就會幫你找個人陪你出去逛逛，或者就待在俱樂部裡。這些人是從飯店來的。有些大兵會搭巴士出去觀光，但大部分的人都會想來點「其他的」。
以前我會去的地方還有「六三俱樂部」（Club 63）。它是一間士官兵的俱樂部，不是軍官的俱樂部，位置就在基隆河旁、圓山大飯店附近。現在也還在，但變成了私人俱樂部，名字也換了。我記得以前的會員費是每月一塊美元，每個月都有會員之夜，你可以在俱樂部裡享用四到五次的免費大餐和飲料。他們會請一些女人來表演，但我不太在意那些，我那時已婚，只是去吃東西。
在台北火車站也有一間士官兵俱樂部，叫「一三俱樂部」（Club 13）。我還記得一三俱樂部的早餐是25美分，就可以吃到歐姆蛋、切片番茄、麵包、吐司、咖啡以及任何你想喝的飲料！有些晚上飲料還只要價10美分，就可以喝到威士忌、萊姆酒或啤酒，10美分而已！真是很瘋狂。
所以我只要星期一晚上休假，就會上六三俱樂部去。我喜歡玩皮納克爾紙牌（Pinochle），只要贏個幾回就可以賺100到150美元。雖然可以在拉霸機上花很多錢，但是我通常只花兩美元來定勝負。美軍俱樂部靠拉霸機賺了很多錢呢！其他晚上我們可能去看電影或是看看台灣的電視——台視，當時只有一個頻道。星期天，電視會播放京劇節目，也有一些美國電視節目和一些二戰軍事節目，其實沒什麼選擇。這兩份工作使我每週的工作時間頗長，但俱樂部的工作為我帶來不少樂趣。
1978年，當我發現美國將與台灣斷交時簡直心碎。我很難受，真的。我們原本可以前進中國的，但尼克森（Richard Nixon）想要留名青史，試圖打開中國的門，接著到了卡特（Jimmy Carter），就把對台灣的門關上了。這真是太糟了，我震驚得難受。當你聽到這樣的消息並且發現自己無能為力時，真的很難過。這真是太糟了。
離開台灣後，我被派往其他國家，接著我離開美軍，住在德州，後來又再度回到軍中，在聖安東尼奧的醫療訓練學校工作。之後則被派駐沖繩三年，或許更久吧，我現在已經不太記得，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在琉球群島美國陸軍總部下的G-1行動科（Actions Branch G-1）工作。離開沖繩後我又去了義大利拿坡里，在南歐盟軍總部（the Allied Forces Southern Europe）工作，在那裡也待了三年。算起來我在沖繩和拿坡里共待了至少六年。我的軍旅生活就這樣了。之後我回到美國，在一個軍方開設的高爾夫球課程擔任俱樂部經理。
在退休前，我開始尋覓過往的資料。我第一個找到的是關於美軍在台灣樹林口營區（Shulin kou）的網站，才知道原來已經有人在做類似的資料蒐集，他蒐集了很多樹林口營區的老照片。我寫信詢問版主，是否能夠把我的台北通訊站資料也放到他的網站上？結果他回信說：「不行，你自己去弄個網站。」哈⋯⋯，所以我就建了自己的網站——「Taipei Air Station」。
我把所有來信希望能夠被放上清單的人都放上網站。每次他們寫信給我，我都會問他們是否還有其他照片資料。為了掃描正片，我甚至買了一台大型掃描器。很多提供照片的人都是當時照片裡的年輕人和小孩。有些人在台灣被拍下照片時還只有六歲呢，如今他們會開始懷想起這些歲月，也是因為那個年代的親友逐漸離開人世的緣故。像我現在已經75歲了，而我來台灣時才23歲呀！那正是一個人開始轉變的年紀。我總是和人們說我是在台灣成長的，這段經歷影響了我的思考和一生。◼︎
後記
訪談結束，馬修先生帶我們去看Taipei Air Station的舊址，就位在台灣大學靠近基隆路的校區一帶。途經水源市場旁的大樓，「那裡以前有一家照相館，我還記得我到台灣後的第一張證件照就是在那裡拍的。」我們繼續走在羅斯福路上。路名是為了紀念一位曾經的美利堅盟友，卻更像緬懷一段已逝的關係。
穿過校區停車場，抵達目的地。「瞧，那一棟是以前的總部，這一間就是俱樂部，這裡是餐廳⋯⋯。」舊地重遊，看著早已改頭換貌的樓房，昔日過往歷歷在目，表情說不上來是何情緒。
「如果當年麥克阿瑟能留下來，今天不知會是如何呢。」經歷20年軍旅生涯、75歲的美軍退役士官長馬修說。
本文原載於《攝影之聲》第20期：冷戰影像．美國因素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Voices of Photography issue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