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力昕
怎樣的攝影具有政治性？這是一個難以清楚界定的問題，因為對「政治性」的定義或理解，可以嚴謹或寬鬆，而通過攝影表現政治話語的方式，則包羅萬象。不過，針對政治事件或者政治題材的照片，卻不一定有政治性。
談到攝影的政治性時，我經常援引蘇珊‧桑塔格《論攝影》的首篇文字〈在柏拉圖的洞穴裡〉，對攝影與理解或認識（understanding）之間的尖銳看法。我於此不厭其煩地再引述一次她的立論：
攝影暗示，如果我們按攝影所紀錄的世界來接受世界，則我們就理解世界。但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為理解始於不把表面上的世界當作世界來接受。理解的一切可能都根植於有能力說不。嚴格地講，我們永遠無法從一張照片理解任何事情。當然，照片填補我們腦中現在和過去的諸多畫面裡的空白…。然而，相機所表述的現實必然總是隱藏多於暴露。…只有敘述的東西才能使我們理解。
具有意義的政治性訊息，必須來自對事物的理解，而非對事物的籠統印象或情緒反應。理解通常得通過敘述（narration），而非只是「畫面」本身的視覺感染。而當攝影――搶快門的抓拍攝影――如羅蘭‧巴特所認為的，並非一種敘事（narrative）形式、而是一種「魔術」時，理解即比較難以通過攝影達成。這是桑塔格早期的寫作裡，如此斷然地認為攝影只能看到世界的表象、無法深入真實的複雜紋理之故。桑塔格的意見也許過於斷然，尤其當今日的許多攝影實踐裡，可以充分看到影像符號表徵真實的穿透力或分析力，並非毫無政治話語的可能。但是，她早年的尖銳洞見，於我們思索攝影的政治性時，仍提供了有價值的參照。中國紀錄片研究學者呂新雨教授近作之一的書名，叫做「書寫與遮蔽」。她在封面裡寫著：「書寫既是一個敞開同時也是遮蔽的過程。然而，書寫永遠負擔著一個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對書寫本身的懷疑與反思，正是書寫的動力。」這裡的書寫，可以包括文字與影像、靜態攝影與紀錄電影。呂新雨對書寫（文字/紀錄片）的反思，對照著桑塔格認為攝影表述現實總是隱藏/遮蔽多於暴露/敞開的看法，使我們需要重新在一些經典的攝影家及其作品裡，回顧一下介入現實與政治的攝影，究竟是否/如何達到了敞開、或者遮蔽認識的政治話語效果。
現場目擊的抓拍攝影，需要經驗、反應能力、也需要運氣。然而，在與政治題材相關的照片裡，即使技術加上運氣都極好，如許多來自戰爭、災難、飢餓、勞動的傑出攝影作品，有多少提供了我們對這些事件的政治性理解？談起戰地攝影，大家總津津樂道於卡帕（Robert Capa）在西班牙內戰和二次大戰裡的那些「靠得很近」的作品，並且讓他的名言「拍得不夠好、是因為靠得不夠近」，魔咒般的傳誦至今。但，攝影者更貼近危險或困難的題材，是更貼近真實，或離得更遠？是更接近認識與政治，或者只是更多眼球的快感、和「腺上素上升帶來的興奮」？
這位西班牙共和軍的「倒下的士兵」，據說是因為應卡帕要求，為相機擺姿勢拍照之時不幸中彈。這個說法是否證據確鑿，卡帕是否有道德上的責任，不是此處的重點。我要問的是，一張士兵中彈瞬間的照片，告訴我們了什麼對西班牙內戰的認識？它為何可以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照片？「偉大照片」的因素或內涵是什麼？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戰爭的政治起因、萬骨枯的時代脈絡，能夠從一張張「作為賭博的攝影」裡，得到回答嗎？如果不能，在西班牙內戰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歷史經驗裡，卡帕所拍的「倒下的士兵」照片，有何政治性？為何「偉大」？亞當斯（Eddie Adams）在越戰現場拍攝的那張南越軍官在西貢街道格殺越共的照片，連同其他一些經典越戰照片，被視為引起美國國內反戰情緒、扭轉越戰局面的政治新聞攝影。這些題材本身的政治性無庸置疑，但它們帶給當時美國甚至全球讀者怎樣的訊息，仍需要推敲。當時就新聞效果而言，越戰是第一次以電視新聞現場報導的戰爭，電視遠超過新聞照片的影響力。
亞當斯的照片，作為越戰的某種共同記憶的象徵符號功能，遠大於實質扭轉美國國內政情的作用。然而，無論其真正的傳播效果為何，亞當斯的那張照片，甚至當時美國電視新聞的影片，恐怕都無法讓民眾瞭解美國政府發動越戰的動機。也許美國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反而能讓我們對越戰有多一些的批判性閱讀。同樣關於戰爭與美國這樣的題材，英國左翼攝影藝術家肯納德（Peter Kennard）的蒙太奇影像，讓讀者能夠開始將戰爭、美蘇兩帝國的瘋狂武器競賽、資本主義軍火工業的擴張、和這些元素之間的生產關係，以攝影元素組裝、並置，成為不靠文字卻語意準確的影像話語。在鈔票篩漏出的子彈、轟炸機投下的炸彈、聯合國安理會圓桌中間的飛彈頭、賭場牌桌上西方大亨們手握的飛彈頭…等等影像裡，肯納德的攝影作品，不需要戰爭現場的血肉模糊，反而拼貼出戰爭背後的醜陋而冷酷的國際利益交換與廝殺，讓關於戰爭的影像，離開戰場上慘烈的受難圖像、卻無益於理解戰爭緣由的人道式攝影概念，讓攝影藝術的表現，可以帶出一種分析的、敘述的向度。
當然，攝影的政治話語，未必只能展現在肯納德這樣的攝影題材或藝術手法上。舉凡社會學式的觀察，文化現象的顯影或反諷，階級、性別、族群等各方面具有視覺語彙或方法上的開拓的攝影表現，乃至日常生活裡的紀錄和表現，都有政治性話語的可能。今日台灣關心公共議題的青年世代，從維護樂生療養院的運動影像、文林苑反都更的抗爭紀錄、到類似結合「仆街少女」行動以為流浪狗請命的照片，展現了他們已將社會參與、運動與影像紀錄，內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生命實踐，毋寧是攝影與政治的有趣的生命情調，值得期待。
郭力昕，影像文化評論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著作包括：《書寫攝影》（1998）、《再寫攝影》（2013）、《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2014）及《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2018）。
本文原載於《攝影之聲》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