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力昕
透過相機的觀看是一種介入之舉。我們看到的不是世界，而是介入。
──席歐．安東尼，電影導演，《光，無所不在》
Theo Anthony, All Light, Everywhere, 2021
約翰．泰格的《再現之重──論複數的攝影與歷史》是一本重中之重的攝影理論文集。這位傅柯系（Foucauldian）馬克思主義藝術史家對現實主義攝影的研究論文集，出版距今已近35年，而其中最先寫就的文章〈照片的流通：新政時期改革主義與紀錄修辭〉，則早在1978年即發表於期刊。為何這本攝影理論經典，三、四十多年後仍需要在中文閱讀界翻譯出版？
泰格於2021年為此書增寫的〈回憶之重〉結語裡強調，思考攝影裡的意義、權力、衝突、文化政治的各種問題其實尚未完成，至今仍有很多需要深究的空間。我們可以反思一下：「眼見為憑」、「有圖有真相」這類詞彙，仍然深植在人們的慣性思維裡；即使數位科技竄改照片的修圖技術，早已成為常識或可輕易為之，一百多年來以現場目擊方式的新聞與紀實攝影，建立人們以此見證「真實世界」的執迷，依然有強大效力；而統治階級透過各類國家機器生產的影像宣傳甚至假新聞，日復一日發揮著更為巨大的效益。
作為此中譯本後記的〈回憶之重〉，泰格在文中詳細爬梳了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間，英國／西方的文化論戰中，泰格參與其中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學術陣營，和當時作為主流的「藝術社會史」學術路線的理論交鋒。前者翻轉了「政治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s）的藝術討論取向，拉開問題意識的視野，深入論爭視覺文化裡「再現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就影像文化來說，對於攝影處理政治性題材的再現分析，並不足以完整理解影像被賦予的政治性功能和意義操作；泰格認為，我們需要探究的，是影像再現現實所涉及的整套社會話語和意義生產系統，以及其中複雜的權力運作。這是他所稱的「再現的政治」。這群作者對視覺文化進行的尖銳批評與爭鳴，雄辯地打開了其後在攝影論述上的論爭空間；其中幾篇代表性文章，集結在布爾金（Victor Burgin）編著的重要攝影論述經典《思考攝影》（Thinking Photography，1982）裡。
《思考攝影》收錄的文章，從班雅明的〈作為生產者的作者〉出發，包括艾可（Umberto Eco）的〈影像的批判〉、塞庫拉（Allan Sekula）的〈攝影意義的發明〉、泰格的〈照片的流通〉、《攝影／政治：二》（Photography/Politics: Two）的主編之一沃特尼（Simon Watney）分析1920至30年代曼．雷（Man Ray）、莫霍利—納吉（Moholy-Nagy）、安德烈．柯特茲（Andre Kertesz）等攝影美學的〈製造怪異：破碎的鏡子〉，以及布爾金的四篇文章。他們以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新聞、廣告、藝術等各類攝影實踐方式中，批判地探討一張照片的意義生產。
在1960年代中後期起，全球左翼思潮與各類反對運動勃發的大氣候下，1970年代左翼文化理論的百花齊放，勢必影響到攝影理論的基進思辨，這是泰格書寫一系列攝影論述宏文、並集結為《再現之重》的時代背景。在此書之後，泰格繼續出版了《論爭之由：藝術史、文化政治與論域》（Grounds of Dispute: Art History,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Discursive Field，1992），以及《規訓之框：攝影真實與捕捉意義》（The Disciplinary Frame: Photographic Truth and the Capture of Meaning，2009），環繞著攝影與真實、意義生產、監控權力、文化政治之間的主題，持續不懈的書寫與爭論。而他多年來綿密厚重的論述積累，都是以《再現之重》作為理論的基石。
泰格在《再現之重》的主要論述依據，是阿圖塞（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和傅柯對論述形構、規訓／監控／正常化（normalisation）、權力／知識等理論，尤其傅柯的相關理論是泰格的主要參照。此書的攝影研究對象，是針對美、英、法在攝影與政治社會發展最早的國家。近十九世紀中葉，攝影技術幾乎同時出現在這三個科技發展與資本主義體制皆領先的地區；泰格書寫的主題，即在細節地檢視攝影的「紀錄」特性，對資本主義國家治理上提供的各種功能。
這些主題包括：十九世紀商品化的肖像照片，同時作為社會地位的炫耀，與對身體的新形態社會控制方式；照片作為法庭辦案的證據、監控的手段，和法律資產；十九世紀英國利茲地方政府在整頓工人階級貧民窟時，攝影呈現的髒亂景象，為淨空貧民窟工人之居住空間提供正當理由。而〈照片的流通〉一文，則討論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年代裡，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政府所成立的「農業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FSA）攝影小組，在1935年至1944年期間所拍攝的紀實影像，究竟該怎樣看待。
熟悉西方紀實攝影史的人，對美國「新政」政府組織的這組FSA攝影家和他們的作品，都眼熟能詳。蘭恩（Dorothea Lange）、埃文斯（Walker Evans）、李（Russell Lee），和《紀實攝影》的作者羅斯坦（Arthur Rothstein）等最著名的FSA攝影台柱們，以及蘭恩膾炙人口的「移工母親」與美國西岸地區的失業農工造型、埃文斯與作家艾吉（James Agee）在《現在讓我們讚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專著中的美國南部農業凋敝裡的常民面容和生活空間、羅斯坦的旱地牛頭顱骨等等，都早已成為攝影紀錄真實、反映民瘼、協助政府改革紓困的歷史經驗，和攝影史裡的經典影像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永久典藏。
泰格指出，這些FSA紀錄照片是羅斯福新政政府的國家機器，透過對「真相」的集體製造所生產的社會控制，與中產階級意識形態。那些見證農村經濟衰退的影像，只是一種改良主義式的人道關懷語言，不但無法觸及政治核心問題，反而成了「政治維穩」與「安全管理」的工具。泰格的批判力道對紀錄攝影經典作品的愛好者，可能不免有些難以承受；但是，認識與思考的啟迪或基進轉變，恐怕也必須試著從安全、熟悉或情感難捨的狀態抽離出來，才能有新的視野與問題意識。
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
然而，泰格更引述傅柯提醒我們，權力關係是一種「毛細管形式」的具有生產性的運作，而非以禁令或強制這種形式為之，那只是權力擁有者在受阻或極端情況下才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說，新政政府並非以一種「陰謀」的干預概念，用影像粗暴地宣傳國家發展政策，而是預先界定、框架好了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然後紀錄影像配合這樣的問題，或者「腳本」，來進行敘事說服。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到這一整套意識形態生產與權力運作的邏輯，就很難跳出FSA攝影經典作品裡那些溫暖、人道的視覺召喚，及其所生產的意義了。
《再現之重》冷酷地分析現實主義攝影在西方政治社會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複雜的意識形態生產與知識／權力運作。對於這份尖銳厚重的硬蕊研究與書寫進路，泰格也有些反身性的思考。例如，在此書導論中，他對阿圖塞關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可能的化約或矛盾，或者傅柯的規訓與權力理論所可能造成的行動上的虛無（薩依德〔Edward Saïd〕也曾對此做過類似的批評），都提出了比較謹慎的保留態度。泰格在《規訓之框》序文〈意義的暴力〉最後，轉引羅蘭．巴特在法蘭西學院受封為院士時的演講：「所有的演說都是一種法西斯」，巴特說，我們只能自覺地、辯證地在自己的話語裡，一步步消滅其中教條主義的企圖。
討論攝影、意義與權力的理論書寫，若同時能有著這樣的反省，毋寧是動人的。《再現之重》的副標題是「論複數的攝影與歷史」，在英文書名上，攝影與歷史兩字都加上了「s」。這也許是最核心的一個前提認識：一切對攝影的觀看、理解與討論，不能再從綁定的、單一的認識為之。歷史也是。
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本文出自《再現之重──論複數的攝影與歷史》導讀，（約翰．泰格著，林薇譯，影言社出版，202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