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子樵
「生命要素：水、空氣、陽光、WiFi 」的日常幽默，一般指的是千禧世代對通訊環境的迫切需求，網路遂成為等同於生命三要素外的第四要素。我們記得電影《寄生上流》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寄居地下層的金家人在馬桶上尋找別家微弱的網路訊號，如同水一般的稀缺資源。如此玩笑的詞語並置卻精準指出近幾年來媒介及文化研究界關注「要素型媒介」的新研究取向。
彼得斯（John D. Peters ）2015年的重要著作《異雲：朝向要素媒介的哲學》（暫譯，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正式將此一詞彙推上檯面。彼得斯於書中指的「要素」不但是生命賴以維生的自然要素、更是帶有宗教及文化意涵的地／水／火／風／空／金／木／土等環境要素，他闡述諸如「水媒介」（如：海洋中鯨豚聲波與軍事通訊系統的共構）、「天媒介」（如：透過天體、天候觀測所劃定的文明秩序與節奏）、「火媒介」（從用煤、石油、天然氣之中所帶來的環境控制與現代性）。這些包山包海、縱貫古今的例子看似與傳統認知的「媒介／媒體」無直接關聯，卻以更哲學性的姿態指稱人與其所身處自然環境間根本的「媒介關係」。若以彼得斯作為代表，「要素型媒介」作為一新興思想關鍵字的出現，代表著部分傳播與文化研究學者試圖從攝影、電影、廣播、電視、印刷等19至20世紀崛起的「現代性」媒介作為研究關注焦點，轉向在時間軸上更深層的考古地層及在空間上更多層次的生態區位，將媒介性視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間的基礎設施。
在思想系譜上，對於「要素型媒介」的關注，卻並非彼得斯所獨創。從上世紀起，諸如加拿大學派的因尼斯（Harold A. Innis）、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以紐約為基地的孟福（Lewis Mumford）、波茲曼（Neil Postman），哈佛建築學者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或是以開拓政治宣傳研究聞名的法國學者愛呂爾（Jacques Ellul）等，都從不同角度思考媒介科技如何構成某種人類社會的「原生環境」。早在彼得斯前，這些媒介環境的先行者，都以各自切入角度試圖打破「文明媒介 v.s. 自然環境」的二元對立。然而，這些對於媒介系統的環境思考，在某方面上還是將自然環境視為某種譬喻或寓言式的背景，偏重在技術系統與人類社會的共構與演進。對於大環境的物質史與生態史少有著墨。
若要說21世紀關於「要素型媒介」的思考與20世紀中末期開拓「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的先行者有何不同，或許有二：首先，這一代學人對於「人類世」中自然環境危機與氣候變遷有更多回應，並在研究中直接探討自然生態系與物質作為重新定義媒介性與媒介理論的出發點。若上一代媒介環境學各家都不約而同的以某種工業或技術現代性為思考參照點，在如帕里卡（Jussi Parikka）「昆蟲媒介」的著作，或是利皮特（Akira Lippit）對於電子動物的討論，非人他者不能單純被視為某種譬喻或背景。相反，昆蟲或動物在生態圈與自然史中的存在，反過來滲透媒介技術體系與媒介思維的關鍵組成。其二，透過與生態史與科學史研究對話，這一代的媒介研究者試圖打破某種技術決定論中關於「新／舊」媒介的線性發展觀及其必然性，並常透過藝術行動與策展，帶入自然元素，用以體現大尺時空下，新媒介的舊以及舊媒介的新。透過生態史與科技史的協助，這些學者展開對媒介發展史的批判與重寫。綜觀以上回顧，關於「要素型媒介」未來必將持續追問的幾項問題不脫下列：1、科技媒介如何再現、掌握、介入、重塑環境？2、作為技術系統與基礎設施的媒介如何構成人類社會生活的環境與棲地？3、自然環境如何體現媒介性，並進而批判某種以工業／技術現代性為歷史觀的媒介研究？
回到WiFi。蟲一般的金家人在馬桶上尋找別家微弱網路訊號，而大雨最後如天啓般從街道層灌入他們的原棲地。最後，我們發現金家人幫傭的豪宅，也早已是由非人化、失去語言表意能力的前任幫傭以獸力推動電流、水流、齒輪、燈泡，讓整棟地表的建築進行表意社會與符號溝通。當多數影評從階級剝削與地獄朝鮮的角度進行分析，或許，該片已透過這些媒介物件的存在，強調了媒介訊號如水與地層一般的「要素型」存在。而階級戰爭也必然是會一場媒介資源戰。
楊子樵，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電影與媒介研究、冷戰政治宣傳、基礎建設之文化批判、近現代華語報刊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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