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柏偉
從遠距溝通媒介與社會控制共構所需的技術性基礎設施的角度來看，接續著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溝通（communication）、八〇年代的媒介（media）、九〇年代末兩千年初的網絡（network）之後，近十年的討論焦點集中在平台這種技術物上。溝通在意的是大眾媒體對印刷術社會的影響；數位運算技術的日常化讓溝通媒介在人類認知與世界之間中介的有效性不再理所當然；語意網絡技術的成熟，使得數位運算所影響的世界不再只停留在個人電腦螢幕中的虛擬世界；移動性溝通載具的廣泛使用則讓能夠操控（manipulate）即時互動的平台，對我們所追求的自由產生了新的全面性的影響。
布拉頓（Benjamin H. Bratton）指出，就技術性的運作來說，平台指涉了一種既是技術又是經濟的系統，這個系統是標準本位的（standards-based）。藉由遠端協作，這個系統不僅必須同步處理諸多分散的介面，與此同時，還必須集中化處理這些透過介面所整合的控制。就此而言，平台的運作邏輯包括兩個部分及其綜合，一個部分是，某些系統或社會性的過程將自身的機制轉化成為符合平台需求的運作方式，藉此不管在平台參與的層面還是在結果層面上，都能獲得平台的服務與支持；另一部分則是平台自身抽象性的系統運作。為了讓這兩個運作邏輯能夠同步完成，在設計上，平台必須既是架構，也是允許不同過程與路徑的計畫，更是兩者的綜合。或者，以技術物的方式來說，必須是既包括系統功能又包括程式的動態系統。
平台這種技術物之所以在移動性溝通載具時代異軍突起，成為網路行動主義者與平台資本主義論述特別關注的基礎設施，就在於移動性溝通載具對於日常生活與人類感知、認知及思維的影響已經大幅超越桌上型電腦，並且讓世紀之交網絡社會理論對於去中心與擁有更高自由度的樂觀主義，在集中、整合與綜合這些平台特性中消失殆盡。正是如此，所以基爾特．洛文克（Geert Lovink）認為，控制（control）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的關鍵議題，隱藏其後讓技術與經濟性系統匯流的不可見的基礎設施就是平台，而這在功能上的表現，就是透過數據化與金融化來完成去脈絡化與經濟價值優先的交換。
移動性載具所帶來的溝通習慣的變遷，讓運算典範從高效能（high-performance）運算轉移到高吞吐量（high-throughput）運算。後者具有對數據敏感與網絡中心化的特點，從時間政治的角度來看，高吞吐量運算不利於長期且共同秩序的生成，而有助於大量短期且同步的互動性接觸，這也說明了平台對於社交（social）潛能的開發，為什麼變相抑制了社會（society）與大範圍的共識形成，極易讓平台成為同溫層與回音室產生地的原因。
王柏偉，藝評人。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理論、當代藝術史、文化與藝術社會學、藝術／科學／科技。與張錦惠合譯有Niklas Luhmann所著《愛情作為激情：論親密性的符碼化》（台北：五南）。現為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曾任北美館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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