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佩君
數據視覺化可以簡要地理解成將數據以任何圖像或視覺科技轉譯成明確、可辨識的形式之操作過程。例如,渴望宵夜的我們眼巴巴地望著Uber Eats程式地圖中,鹹酥雞(司機)不能再慢地向我們駛來,或是,觀看大聯盟小熊隊賽事轉播時,每一名打者選球或揮棒時身旁的好球帶圖示。換言之,數據視覺化作為每日生活的基礎設施與認識體系,仰賴視覺與象徵系統,將常人不可見的數據(松山區晚上十點的車流量、交通號誌變換間隔,或是瑞格里球場本壘上方與一壘側的高速追蹤攝影機)即時化為觀者可見、可理解,和我們熟悉的象徵系統類同的圖像與影像。
這同時也說明了數據視覺化和視覺文化兩者相互影響的美學與政治性關係。如果說上世紀視覺文化的討論重點在於「由不可見至可見」的視覺媒介與權力論述,那麼由資訊社會生成的數據宇宙,透過極致開發從古至今的視覺化手段與媒介,改變其不可見的狀態;而在這尋求可見的過程裡,數據資訊歸類與組織的方式也同時對視覺化的模式進行侵蝕。最普遍也最難以察覺的可能是日常詞彙使用的改變,用來形容我們自然、有機的視覺活動:看、注視,與觀察,如今多半需要其餘詞彙的補述──觀看的方式、練習或是技術──來進行劃定範圍的分析。當人類的視覺分析逐漸和機器共享同樣的邏輯時,弔詭地,我們也開始特殊化所謂人類視覺,並與機器/數據視覺進行區分。
這也可以進階地說明數據視覺化應被理解為一文化視覺化的過程。首先我們必須先理解資訊社會中沒有號稱的原始數據。所有數據在被視為數據之前,必須主動地經由慾望定義、描述並統一規格,才能進行檢測、儲存與處理。延續上述棒球好球帶的例子,這一個看似再直覺不過在螢幕上提供球評解說、觀眾評論,和球賽疊合的即時圖像,實際上仔細地協調了各種球場中視覺追蹤科技與數據呈現方式。然而,場中數據視覺化的對象不僅是棒球這項運動以及相關的文化現象,追蹤的目標也包括坐在現場與螢幕另一頭的觀眾們。或許,此處我們可以使用視覺文化理論中的經典詞彙「凝視」──觀看與被觀看,以及其中的權力結構──來類比數據視覺化。我們在接收數據開發結果的同時也正被開發,不多也不少地,是那些被消費與生產的數據概括中的一部分。
謝佩君,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藝術史所博士候選人,惠特尼美術館批判研究計畫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台灣藝術與冷戰史間的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