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大偉
台語片研究和身心障礙研究，可以互通有無：關切身心障礙的研究者可以從台語片檔案庫回收身心障礙的歷史影像，台語片愛好者也可以採用身心障礙研究的角度擴展討論台語片的空間。
各國影視經常利用身心障礙宣揚「勵志」精神，而且越演越烈。勵志是一種戲劇化的改造力量：原來處於缺乏生產力的凡人，經過宗教一般的神秘力量感召之後，變成生產力豐沛的強者。既然勵志可以激發產值，資本主義社會也就熱衷推廣勵志的文本。但，在並未完全被資本主義收編的歷史階段，身心障礙者未必被迫展示產能，也就未必需要被勵志改造成工商社會的模範生。正因如此，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前出現的台語片，就未必將身心障礙跟勵志教義捆綁在一起。例如，在《王哥柳哥遊台灣》（李行導演，1959），王哥柳哥兩人一度雇用盲人按摩師。這部片承認盲人按摩師也是本土百工圖的成員，但沒有趁機鼓吹勵志。這些盲人按摩師本來就不是弱者，也沒有必要被改造成為強者。
我特別要多談紀念林則徐禁煙的台語片《鴉片戰爭》（李泉溪導演，1963）。這部片的主人翁是身心障礙者，而且歷經戲劇化改變。但，這部片與其說在鼓吹勵志，不如說在宣傳反共。正如多位評論者表示，《鴉片戰爭》的政治訊息很神秘：全片看似控訴十九世紀的英國人傾銷鴉片，卻更可能在聲討冷戰時期的中共種植鴉片。
《鴉片戰爭》全片平行並置兩種鴉片館的受害者：一個是被鴉片館搾乾的鴉片消費者林君，一個是被鴉片館剝削的勞動者盲女麗蘭（由洪明麗飾演）。其中，麗蘭比林君更像是全片主人翁。盲女向來依賴親姊姊（由台語片紅星何玉華飾演）照顧，但姊妹意外失散。全片的壓軸事件，固然是林則徐向英國人宣戰，但林則徐的勇氣似乎來自於盲女的轉變（即，麗蘭跟姊姊團圓），而不是來自於鴉片癮者的改造（即，林君戒癮成功）。
那麼，我想問：一，為什麼這部譴責鴉片的電影要特別重用盲人？二，如果這部片真的反共，那麼反共跟盲人又有什麼關係？
我認為，一，這部片看重視覺障礙，是為了利用視覺障礙者的苦楚，來譬喻說明鴉片癮者的艱難。對1963年的台灣觀眾來說，鴉片癮的痛苦屬於久遠的舊時代，失明的痛苦卻相對不陌生。《鴉片戰爭》彷彿利用失明之苦，讓觀眾側面理解鴉片癮之苦。
二，我爬梳舊報紙發現，最常在台灣報紙出現的視覺障礙者，就是享譽世界的海倫．凱勒。中華民國報紙樂於宣揚凱勒名聲，再三強調凱勒跟蔣宋美齡足以相提並論，讓人一看到失明的凱勒就想到反共的蔣宋美齡：根據美國蓋洛普報告，在1958、1959、1960、1962這四年，蔣宋美齡和凱勒都被同時選為「美國最仰慕的女性」。如果《鴉片戰爭》真的反共，那麼重用一個讓人聯想到凱勒（因而讓人聯想蔣宋美齡）的盲女，也就有點道理。
我也發現，《鴉片戰爭》根本肖似海倫．凱勒傳記電影《熱淚心聲》（The Miracle Worker，1962）。海倫凱勒生命故事的影劇眾多，其中亞瑟．潘（Arthur Penn）導演的版本在台灣特別有名。《熱淚心聲》跟《鴉片戰爭》一樣，都擁抱奇蹟：前者的奇蹟是海倫．凱勒終於學會跟旁人溝通，後者的奇蹟是麗蘭死裡逃生。
值得注意的是，兩部片慶祝奇蹟發生的方式，都是兩名女子（海倫．凱勒和女家教；麗蘭和姊姊）激動擁抱。因為台語老片史料稀缺，我並沒有1962年電影《熱淚心聲》直接影響1963年《鴉片戰爭》的證據。但是，誠如台語片愛好者所知，台語片經常挪用美國電影的元素，如《王哥柳哥遊台灣》被稱為「勞萊與哈台」系列電影的翻版。那麼，熟知海倫．凱勒是盲人楷模的台灣觀眾，在目睹麗蘭受苦的時候，會聯想到誰？《聯合報》密集報導《熱淚心聲》在1963年上半年獲得奧斯卡獎喜訊，而《鴉片戰爭》在1963年下半年盛大上片：兩片都將盲女的「激動擁抱」置於電影敘事最高潮，難道純屬巧合？
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開設同志研究、身心障礙研究課程。著有科幻小說《膜》、學術專書《同志文學史》。擔任「障礙研究五四三」部落格的編輯。個人網站：taweichi.com